2.用宗法等級制改鑄大君宗子說

  張載在《西銘》中所闡明的「大君宗子說」，主要是以民胞物與思想為出發點，要人們把君主看成是天之元子，視如長兄；把輔佐君主的大臣看成君主的管家。這種用宗法紐帶聯結君臣、君民關係的做法，其作用是創造和諧氣氛，論證天下一家的儒家理念。但是，這中間也隱藏著一個矛盾：既然君主是長兄，那麼，兄弟對長兄之命可以服從，也可以不服從。儘管封建社會中嫡長子的權力是極大的，但我們畢竟只知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敢不亡」的古訓，而未聞「兄要弟亡，弟不敢不亡」的告誡，二者的區別是明顯的。所以，大宗君子說在本質上講固然沒有越出封建宗法制的軌道，但在客觀上畢竟包蘊了一點相對對等的意味。朱熹正是有見於此，才用嚴格的宗法等級制來改鑄大君宗子說。

  首先，他要人們「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在中國封建社會裡，忠孝思想根深蒂固，宗法觀念深入人心。孝於宗族長輩，必然會忠於國家朝廷。朱熹正是看準了這一點，才將「親」「天」並舉，強調二者的一致性，以及孝親的必要性。他自己說過：「《西銘》本不是說孝。」可見「孝」是朱熹對《西銘》的概括和發揮。而他卻說這是「《西銘》之妙旨」，這就從「親親」的宗法觀念入手，用子孝於父的馴順觀念，消除了大君宗子說中潛存的可能出現的下對上不絕對服從的危機。其次，鼓吹人有等級之愛，主張愛有差等。他認為，從心中發出的「截然不可亂」的愛，便是「義」，「且如愛其親，愛兄弟，愛親戚，愛鄉里，愛宗族，推而大之，以至於天下國家，只是這一個愛流出來」。而這種愛是有區別的：「愛之中，便有許多差等。」「許多人物，生於天地之間，同此一氣，同此一性，便是吾兄弟黨與，大小等級不同，便是親疏遠近之分。」這種親疏遠近之分是以「三綱五常」為原則，是以血緣關係為依據的。於是，「這裡各自有等級差別，且如人之一家，自有等級之別」[347]。由此出發而施於人的愛，自然是循天理而昭然於天下的了。最後，他要人們各安本分，不與天地相違。他說過：「世上有『依本分』三字，只是不人肯行。」[348]因此，為了使人「依本分」，朱熹主張，在事親方面，兒子不但必須而且只能繼承父親的志向。在事天方面，只能「述天之事」「繼天之志」，否則，便是「悖德之子」「賊子」。如能循天理，愛其親，「盡人之性」，「充人之形」，就叫做「肖」，是與長輩一樣，能成器的。這樣，就算盡到了為人子的「分」，符合父子之「理」。朱熹說的「君臣有君臣之理，父子有父子之理」，就是要人們遵守各自的「分」。只有各安其分，才能「各得其宜」，使「君得其所以為君，臣得其所以為臣，父得其所以為父，子得其所以為子」，「君尊於上，臣恭於下，尊卑大小，截然不犯」[349]。

  這樣，朱熹就從三個方面用嚴格的宗法等級制改鑄了以「民胞物與」說為張本的大君宗子說，使其建立在「親親」和「等差有分」的基礎上，消去了大君宗子說中的泛愛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