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用「理一分殊」說規範「民胞物與」論

  朱熹說「《西銘》通體是一個理一分殊，一句是一個理一分殊」，「逐句渾淪看，便見理一；當中橫截看，便見分殊」[341]。這就給人一個印象，似乎《西銘》是專講理一分殊的。其實張載本人並沒有理一分殊的思想，《西銘》中也沒有一句理一分殊的話。朱熹自己亦承認：「《西銘》本不曾說理一分殊。」[342]只不過程頤在《答楊時論〈西銘〉書》中說過：「《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朱熹出於自己的需要，接過這個說法，將「民胞物與」說提到本體論的高度，納入了其理一分殊的規範之中。那麼，何謂「理一分殊」呢？理，就是封建倫理綱常，是「生物之本」[343]。理的整體和最高境界稱為「太極」，而「太極」是宇宙的根本，這是所謂「理一」；但就其化成各種事物來說，每個事物又有不同的理，所以叫「分殊」。萬物既產生、統一於「太極」，又是「太極」的具體表現，體現著「太極」的整體，這就叫「理一分殊」。朱熹在對《西銘》的解釋中說過：世界萬物都是天地的子女，天地則是由「理」派生出來的，這就叫「理一」；萬物產生之後，就有了「大小」和「親疏」之分，「親疏異情，貴賤異等」，人們「各親其親，各子其子」，這就叫「分殊」[344]。

  具體說來，朱熹是怎樣用理一分殊論來規範張載的「民胞物與」說的呢？首先，將「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解釋為「理一」。張載本來只是從氣一元論出發，以父母比喻天地，認為人的身體由充塞於天地之間的氣所構成，人的本性亦即作為統帥的氣的本性。從人與天地的關係和人在天地間的位置，引導出民胞物與的道德準則。朱熹卻抓住「塞」「帥」二字做文章，他說：「《西銘》解『塞』『帥』二字，只說大概，若要說盡，須用起疏注可也。」[345]據此，他把「塞」解釋為「乃孟子塞天地之間」的意思，把「帥」字解為「乃志氣之帥，而有主宰之意」。而朱熹的「太極」（理）是統貫一切，派生萬物萬理的，當然也就是「塞天地之間」，「有主宰之意」的。這樣，就用偷梁換柱的手法，將「塞」「帥」兩句歪曲成為「理一」。有了這個「理一」作為「關鈕」，「則下文言同胞、言兄弟等句……乃是此一理，與我相為貫通」，於是可以「上說父母，下說兄弟」，豈不妙哉！所以當有人問「塞」「帥」「此兩字便是理一處否」時，朱熹答道：「然」。其次，將「民胞物與」說、大君宗子說以及恭天孝親論歪曲為「分殊」。就《西銘》本身的思想來看，張載是想通過對「民胞物與」的論證，宣傳人人應以兄弟視之的人類之愛。朱熹抓住張載關於事親事君態度的論述，灌注己意，使其成為「理一」主宰下的「分殊」。他的方法是：第一，以得氣之偏正來說明人與物之「分殊」。他雖然也說人與物都生於天地之間，以天地之塞為體，天地之帥為性，但那是出於論證「理一」的需要。一旦涉及具體的人與物的職分時，則又各有不同。人「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氣」，「其等差自然如此」，故人與物是「分殊」的。第二，從人的不同職分和對君親的態度來說明人與人之間的「分殊」。他認為，君主是「繼承天地，統理人物」的，是天的嫡長子；「輔佐大君，綱紀眾事」的大臣，是皇帝的管家；一般的人只需在「敬與恐懼」上「做工夫」，「勞而不怨」。他公開說過：「理只是這一個道理，則同；其分不同，君臣有君臣之理，父子有父子之理。」[346]各司其職，各守其分，不能混淆，自然是「分殊」了。這樣，朱熹就將帶有泛愛意味的「民胞物與」說納入了他的理一分殊的規範。其間，他既利用了「民胞物與」說的對人以愛，恭天孝親的思想，使其統一在「理一」的框架之中，又防止了可能出現的物我不分，親疏不辨的流弊，使喜怒愛憎都不離「分殊」的制約。於是，封建統治自然井然有序，「天理流行」而人慾消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