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用「理當如此」說升華樂天安命說

  張載宣揚「民胞物與」說和大君宗子說，其最終目的是要人樂天安命。朱熹是洞見了這一宗旨的。他說：「《西銘》首論天地萬物與我同體之意，固極宏大，然其所論事天功夫，則自於時保之以下，方極親切。」（著重號為引者所加）因為張載在此具體闡述了實行忠孝之道的「功夫」：做臣子，要像對待天地父母一樣絕對服從君主的命令；做兒子，要像晉獻公太子申生那樣「無所逃而待烹」。總之，事親事君，須做到忠、孝、恭、順。從這種態度出發，對於富貴安樂，貧賤憂戚，都看做天地慈愛的體現，因而就樂天安命，活著，順從地做事，死了，寧靜地安息。這就維護了以宗法關係為基礎的封建等級制度，朱熹對此是頗為讚賞的。張載的思想無非是要人們「能安分」[350]，認識自己分當如此。朱熹指出：「世上有『依本分』三字，只是不人肯行。」他看到了張載這一理論上的缺陷，於是提出了「理當如此」說。朱熹發揮說：「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他還主張，敬天愛天，應如此敬親愛親，無所不至，無所不順。能夠這樣做，就能成為孝子仁人，事親不違其志，事天「不逆其理」。這就很自然地從「分」過渡到「理」。而照朱熹的看法，天地之間不過「理一而已」。理（太極）生萬物，萬物皆須服從「太極」這一最高的理——以「三綱五常」為核心的封建道德。正因如此，朱熹對「於時保之」以下內容的詮釋和發揮，是完全按照他的理學思想進行的。說到底，是要人們服從「三綱五常」這一「極好至善的道理」，恭天孝親順命，並且不要認為這是外力強加於己的，而是「理必當如此」[351]。這樣，朱熹就用「理當如此」說改造了張載以分當如此為立論依據的樂天安命思想，從而增強了其哲理性。

  綜上可知，與《西銘》中的三層意思及其關係相對應，朱熹是以理一分殊說為其理論的張本，以宗法等級制為論述的核心，以理當如此說為其歸屬的。作為集理學之大成的朱熹，對《西銘》的民胞物與思想的利用和改造是巧妙而周密的。從形式來看，他未超出前代思想家的範圍，是通過註疏來闡發自己的思想，寓創造於註疏之中，從思想脈絡來看，他是用「理一分殊」說統貫全文，自始至終，不離封建倫理綱常，同時又將其分析繫於理一分殊的網結之上。從手法來看，他是通過利用、比附、發揮和歪曲，用正統理學家的思想來規範「民胞物與」說。

  朱熹對張載的「民胞物與」思想的利用和改造，有著政治和理論上的需要。張載提出「民胞物與」的思想，時當北宋中期，其時文化經濟繁榮，社會處於相對穩定發展的階段，「民胞物與」思想雖然有著忽視甚至掩蓋社會矛盾的一面，但同時也具有視君如兄長和要求君主待民如兄弟的民本因素。而朱熹生當南宋，其時趙宋王朝已經形成積貧積弱的局面，社會各種矛盾異常尖銳，起義農民對「等貴賤，均貧富」的號召，不僅「人皆樂附而從之」，而且「以為天理當然」[352]，這說明農民們已不甘心處於逆來順受、安貧樂道的境況之中。朱熹有見於此，為了挽救處於風雨飄搖之中的趙宋王朝，便以儒家傳統的政治倫理思想為支柱，用「理一分殊」的「等級差別」觀反對農民的均平思想，鼓吹「三綱之要，五常之本」是人倫天理之至，「無所逃於天地之間」[353]，為鞏固封建統治秩序提供新的理論根據。因此，對張載民胞物與思想的利用和改造，就成了勢所必然。他利用了張載的「氣質之性的命題」，為封建統治階級「存天理，滅人慾」找到了理論根據，從而為封建統治秩序的合理性和永恆性作了論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