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東看則西南觀成北

  常快樂是真功夫

  時光荏苒，到了嘉靖二年，他除了講學就是親近自然，陶然忘機，泰然自處，已然「胸中無事」，臻達隨心所欲不逾矩的化境了。

  

  對學生，他是因勢利導因材成就，狂者就從狂處成就他，狷者就從狷處成就他。需要剪裁，就反言棒喝，需要鼓勵，就啟發他的自信。他的基本教學原則是：「決然以聖人為人人可到，便自有擔當了。」

  那個狂簡的王艮，出遊回來，陽明問他何所見？他說：「見滿街都是聖人。」陽明說：「你看滿街是聖人，滿街人倒看你是聖人在。」

  另一人出遊歸，對老師說：「今日見一異事。」王問：「何異？」答：「見滿街人都是聖人。」王說：「此亦常事耳，何足為異？」

  問同答異，針對每個人不同的坎兒「反其言而進之」，這才是單兵教練的素質教育。與蘇格拉底的街頭對話、佛陀的菩提樹下談心，大約相去不太遠。陽明是在模仿孔子。

  他的學生應試回來，沿途宣講老師的哲學，有人相信有人不相信。陽明說：「你們拿一個聖人去與人講學，人見聖人來，都怕走了，如何講得通。須做得個愚夫愚婦，方可與人講學。」

  他還有個危險的論調：「與愚夫愚婦同的，是謂同德。與愚夫愚婦異的，是謂異端。」這導致了王艮的「百姓日用即是道」的大眾哲學。

  山陰縣西六十五里有一個牛頭山，陽明將它改名為浮峰，鄒守益從江西來問學，走時，陽明送他到這裡，還寫了詩：《再游浮峰次韻》《夜宿浮峰次謙之韻》。鄒走後，陽明與別的學生在延壽寺秉燭夜坐。陽明大概覺得這也許是永別了，慨嘆悵惘不已，說：「江濤煙柳，故人倏在百里外矣。」

  這對於主張「學務無情」的他來說，有些出格，所以一個學生問他為什麼這樣思念鄒？他說：「曾子所謂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較，若謙之者，良近之矣。」

  這個鄒守益（字謙之）的確很好地保持了儒家及王門的傳統，創新的力度不大，即所謂「無大得亦無大失」，所以過去有人認為他是王門的嫡派親傳。鄒守益兩年後貶官為廣德州通判，他在廣德州建立復古書院，廣集生徒。嘉靖六年請刻先生文集，陽明很放心地交付他，還很精心地編定了年月，囑咐純按時間先後排，不能以文辭分類，明道而已，不能混同世俗的繁文盛而實意衰的做法。

  陽明也有教育失敗的時候。這個點傳師碰上沒有內因的頑固漢也是一籌莫展。有一次他送走兩三個老頭，退坐中軒，若有憂色。錢德洪趕緊過來問訊，王說，方枘圓鑿，格格不入，聖道本來坦易，世上的俗儒自加荒塞，終身陷荊棘場中而不悔，我不知怎麼說好啊。錢德洪很感動，退下來對同學說：「先生誨人，不擇衰朽，仁人憫物之心也。」

  從今年開始他空前地忙了起來，因為開始有大批的學生從江左江右、山南海北而來，把古越城區的寺院都住滿了，如天妃、光相等地數十人擠在一屋，夜無臥處，輪換著躺一會兒。在南鎮、禹穴、陽明洞到處住著來求學的同志。陽明每開講座，前後左右環坐而聽者，常常數百人。每次講完，學生無不跳躍稱快。可以想像那肯定是盛大的音樂會、解渴的哲理詩朗誦會的效果。因為心學本是詩學，陽明又通達無礙，機鋒犀利，還有誠摯感人的氣度，都會融化成一種教堂唱詩班的氣氛。陸九淵講義利之辨，能把朱熹講哭了。陽明的本事又遠遠大於陸，他能把來問學的人講得忘乎所以是理固宜然、題中應有之事。陽明就是單作為一個教育家，也已在教育史上占了醒目的一頁。

  當時，來求學者絡繹不絕，他送往迎來，月無虛日。有許多到了一年多了，陽明還記不上名字的。每當臨別的時候，陽明常感慨地說：「君等離別，不出天地間，苟同此志，吾亦可以忘形似矣！」（《傳習錄》下）

  這是他講學的頂峰期。他的文章事功在傳播緩慢的古代也終於傳播開來。他本人的水平也在日進日新，現在已臻達「感召之機伸變無方」的化境。每個來求學的人都是GG，所以雪球越滾越大。他的大弟子也有獨立辦學的了，對擴大王學的影響也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官方的批判也是一種有力的宣傳。南宮試士以心學為問，陽明就相當高興：這回窮鄉深谷也知道我的學說了。我若錯了，必有起而求真者。

  其實官方的壓抑並不多麼嚴重，心學人士愛小題大做、自我重要。那個王門弟子說，「我不能昧我的良知而媚時好」，不答而出，自然考不上。而歐陽德、魏良弼直接闡發老師的思想也居然高中。說明並非全體在位的官員都以王學為敵。

  陽明指引的成聖之路絕不是苦行之路，他有個口頭語：「常快活便是真功夫。」還愛說「勝得容易，便是大賢」。他對作為六經之一的《樂》，推崇備至，他絕不像盧梭那樣反對演戲，他甚至認為「今之戲子，尚與古樂相近」。他說：「《韶》之九成，便是舜的一本戲子。《武》之九變，便是武王的一本戲子。聖人一生實事，俱播在樂中。」對於「詩言志」這樣的老話題，他解釋為「志便是樂的本」。

  今年，他寫信給黃勉之說：「樂是心之本體。仁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欣合和暢，原無間隔。……時習者，求復此心之本體也。悅則本體漸復矣。……時習之要，只是謹獨。謹獨即是致良知（劉宗周、黃宗羲一脈正是以此為基本路線的）。良知即是樂之本體。」這樣，致良知就變成找大快樂，讓生命變成欣悅的靈魂課程。

  要想找到良知，不能假借外物，也不能把外物當目標，亦不能有任何主觀的成見，這些經驗性的偽道理正是致良知的最大障礙。就找快樂而言，也是少一種毛病就多一分快樂。據陽明說，人最大的毛病是「傲」。好高不能忘己是眾病痛的根源。

  他還是最關心道德表現，他給兒子正憲寫扇面告誡他力去傲字，「為子而傲必不孝，為臣而傲必不忠，為父而傲必不慈，為友而傲必不信」。他不敢說為君而傲如何，其實這才是最大的問題，專制君主天然大傲，把天下人都變成了奴才。但王陽明沒有像黃宗羲、龔自珍那樣反思這個問題。

  王說：只一傲字，便能結果了一生。而致良知的功夫是要求「胸中切不可有，有即傲也」。心即理的秘密蓋在於，心本是清明無我的。後來習染成有，便功利機詐，不得安泰，不得快樂了。

  要想快樂，就得忘我。忘我才能成我。這個辯證的通道包括兩個支點。一是，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把小我與族類大我融為一體，「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世界是大家的，同生共長，隨時與別人的能量與信息發生轉換才能良性循環。二是，「君子之學，為己之學也。為己故必克己，克己則無己。無己者，無我也。世之學者執其自私自利之心，而自任以為為己；漭焉入於隳墮斷滅之中」。（《書王嘉秀請益卷》）也就是說，一是使我大起來，這叫擴充法；一是使我小至於無，這叫克服法。核心的出發點是一個：立志成聖。自我擔當，擔當的是這個，快樂的根源也只是符合了這個人性的目的論。

  陽明在給黃宗賢的信中說得很明白：近世儒者的病根在於無必為聖人之志。這又是因為他們心中有物，不得清脫。所以必須去掉心中之物，才能擺脫經驗世界加給人的異化，實現人性的復歸。在追求人性復歸這一點上，德國的哲學家，包括馬克思最容易與中國的思想家說到一塊兒去。

  陽明簡易直接的心學，就是把所有問題都化約為三字真經——致良知。

  嘉靖四年己酉，他給學生魏師孟寫扇面，幾筆就勾勒出心學的方程式：

  心之良知是謂聖。聖人之學，惟是致此良知而已。自然而致之者，聖人也；勉而致之者，賢人也；自蔽自昧而不肯致之者，愚不肖者也。愚不肖者，雖其蔽昧之極，良知又未嘗不存也。苟能致之，即與聖人無異矣。此良知所以為聖愚之同具，而人皆可以為堯舜者，以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