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虛靈 方有良知

  送走父親，一慟而絕，再加上朝廷不斷地用各種方式加以刺激，他心力交瘁，大事已了，就頂不住勁了，終於臥床躺倒。他誠懇地寫了個「揭帖」：

  某鄙劣無所知識，且在憂病奄奄中，故凡四方同志之辱臨者，皆不敢見；或不得已而見，亦不敢有所論說。各請歸而求諸孔、孟之訓可矣。夫孔、孟之訓，昭如日月，凡支離決裂，似是而非者，皆異說也。有志於聖人之學者，外孔、孟之訓而他求，是舍日月之明，而希光於熒炬之微也，不亦繆乎？

  除了他確實病著這個原因外，還因為有的御史、給事受閣臣的指使，提議禁錮王學。陽明不是怕事之人，但也不是好事之徒，他願意平靜地化解任何事情，而不願意沾惹更多的事情。他一直認為他的「真理」一人信之不為少，天下信之不為多。「我只依良知而行」，率性之謂道，過分委屈自己即不是良知的本意。

  當然，他也並不總病著，心情也在改變。尤其是日益增多的學生，使他不忍辜負，而且薪火相傳全靠學生，他現在的事業也就是教學了。他遂有層次地接見學生。漸漸康復後，又像過去一樣與學生一起活動，隨地指點良知。

  

  他的教學水平是出神入化地高了。尤其是他這種求根本的獨創性的心靈學問，更是思想水平有多高，「學術」水平便有多麼高。張嘴就是，不用搬書本，更不用講知識，只是促進學生對自身增進正確理解，是讓學生的體驗日見「精明」，調出良好的精神狀態。對心學來說，全部問題的關鍵之處要認識到，在人本身存在著一種獨立的精神生活，它植根於人的心靈，又是獨立的能超越主觀個體的、能與宇宙真理相聯結的。人的義務和特權就是要以自己的全部機能，不僅以理智，更需要以意志和直覺的努力，能動地追求更高的精神水平。這就是他的既根本又簡易的「致良知」法門。

  陽明舉孔子回答一個老百姓的問題為例，說孔子未嘗先有知識以應之，其心只是空空而已，（《論語》）「但扣他自知的是非兩端，與之一剖決，鄙夫之心便已瞭然。鄙夫自知的是非，便是他本來天則，雖聖人聰明，如何可與他增減得一毫？他只不能自信，夫子與之一剖決，便已竭盡無餘了。若夫子與鄙夫言時，留得些子知識在，便是不能竭他的良知，道體即有二了」。

  有的學生太矜持，陽明則說這是毛病，因為「人只有許多精神，若專在容貌上用功，則於胸中照管不及者多矣」。有的太隨便直率，陽明又說是毛病——「如今講此學，卻外面全不檢束，又分心與事為二矣。」

  有的學生作文送別朋友，覺得這種做法有問題，一是作文時費心思，二是過了一兩天後還想著，就請教該怎麼辦？王說：「文字思索亦無害。但作了常記在懷，則為文所累，心中則有一物矣，此則未可也。」有的作詩送人，王看過說：「凡作文字要就分限所及，若說得太過，亦非修辭立誠矣。」

  宋儒說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是「雖知亦問，敬謹之至」。陽明說不對，「聖人於禮樂名物不必盡知」，他精神水平高，能理解禮樂的本質，一些知識性的東西還是需要問的，只是一問即知而已。

  他不主張強行致良知，而是「今日良知見在如此，只隨今日所知擴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開悟，便從明日良知擴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功夫。與人論學，亦須隨人分限所及。如樹有這些萌芽，只把這些水去灌溉。萌芽再長，便又加水」。若用一桶水一下子去澆一個小芽，便澆壞了它。

  有人問：「您說讀書只是調攝此心，但總有一些意思牽引出來，不知怎麼克服。」王說：「關鍵是立志。志立得時，千事萬事為只是一事。讀書作文安能累人？人自累於得失爾。」「只要良知真切，雖做舉業，不為心累。縱有累亦易覺，克之而已。」強記之心、欲速之心、誇多鬥靡之心，有良知即知其不是，即克去之：「如此，亦只是終日與聖賢印對，是個純乎天理之心。任他讀書，亦只是調攝此心而已，何累之有？」說完這一套，他浩嘆一聲：「此學不明，不知此處耽擱了幾多英雄漢！」

  在良知狀態就能與聖賢「心心相印」（終日與聖賢印對），就可以「心意知物只是一事」，就可以時時刻刻在成聖的努力中，發現心被舉業等事務給拖累了；也容易知覺到，克服之後，又能夠「是個純乎天理之心」。天理是自然合理的規則，是自然之道。心在「虛靈不昧」時才能與之吻合。

  陽明經常指示學生去找「虛靈不昧」的心體。

  所謂「虛靈不昧」是指心具有超越現實和各種妄念的能力。它是良知的存在樣態，是心體的本然狀態，所以它又是這個超越覺悟性的本源。說良知是光源自備的明鏡就是因為它自身是虛靈不昧的。用陽明的話說，則是：「良知之虛便是天之太虛，良知之無，便是太虛之無形。日月風雷山川民物，凡有貌象形色，皆在太虛無形中發用流行，未嘗做得天的障礙。聖人只是順其良知之發用，天地萬物，俱在我良知的發用流行中，何嘗又有一物超於良知之外，能做得障礙？」良知成了歐洲人信服的「以太風」了。

  陽明只能說些小說家言的話：「良知是造化的精靈。這些精靈，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從此出，真是與物無對。人若復得它完完全全，無少虧欠，自不覺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間更有何藥可代？」——他的「拔本塞源」論的核心就是用良知這個偉大的「藥」來治天下洶洶的逐物病，用良知教來抵抗拜物教。

  他利用了深入人心的佛教、道教的關於虛、無的思想成果，建立良知的本體論。「仙家說到虛，聖人豈能虛上加得一毫實？佛家說到無，聖人豈能無上加得一毫有？……聖人只是還他良知的本色，更不著一些意思在。」因為一著些意思就「迷」了、「昧」了、有念念成邪。可以用佛教的「三身四智」來比方陽明的良知學。良知如清淨法身是本體，是人之性；圓滿報身是發用，是人之智；百千化身是相，是人之行。

  「虛靈不昧」就是要體、相、用一體化，三而一、一而三。找不到無，就找不到有。就連無和有也是一不是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