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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虛靈 方有良知

2024-06-01 15:47:36 作者: 周月亮

  送走父親,一慟而絕,再加上朝廷不斷地用各種方式加以刺激,他心力交瘁,大事已了,就頂不住勁了,終於臥床躺倒。他誠懇地寫了個「揭帖」:

  某鄙劣無所知識,且在憂病奄奄中,故凡四方同志之辱臨者,皆不敢見;或不得已而見,亦不敢有所論說。各請歸而求諸孔、孟之訓可矣。夫孔、孟之訓,昭如日月,凡支離決裂,似是而非者,皆異說也。有志於聖人之學者,外孔、孟之訓而他求,是舍日月之明,而希光於熒炬之微也,不亦繆乎?

  除了他確實病著這個原因外,還因為有的御史、給事受閣臣的指使,提議禁錮王學。陽明不是怕事之人,但也不是好事之徒,他願意平靜地化解任何事情,而不願意沾惹更多的事情。他一直認為他的「真理」一人信之不為少,天下信之不為多。「我只依良知而行」,率性之謂道,過分委屈自己即不是良知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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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他也並不總病著,心情也在改變。尤其是日益增多的學生,使他不忍辜負,而且薪火相傳全靠學生,他現在的事業也就是教學了。他遂有層次地接見學生。漸漸康復後,又像過去一樣與學生一起活動,隨地指點良知。

  他的教學水平是出神入化地高了。尤其是他這種求根本的獨創性的心靈學問,更是思想水平有多高,「學術」水平便有多麼高。張嘴就是,不用搬書本,更不用講知識,只是促進學生對自身增進正確理解,是讓學生的體驗日見「精明」,調出良好的精神狀態。對心學來說,全部問題的關鍵之處要認識到,在人本身存在著一種獨立的精神生活,它植根於人的心靈,又是獨立的能超越主觀個體的、能與宇宙真理相聯結的。人的義務和特權就是要以自己的全部機能,不僅以理智,更需要以意志和直覺的努力,能動地追求更高的精神水平。這就是他的既根本又簡易的「致良知」法門。

  陽明舉孔子回答一個老百姓的問題為例,說孔子未嘗先有知識以應之,其心只是空空而已,(《論語》)「但扣他自知的是非兩端,與之一剖決,鄙夫之心便已瞭然。鄙夫自知的是非,便是他本來天則,雖聖人聰明,如何可與他增減得一毫?他只不能自信,夫子與之一剖決,便已竭盡無餘了。若夫子與鄙夫言時,留得些子知識在,便是不能竭他的良知,道體即有二了」。

  有的學生太矜持,陽明則說這是毛病,因為「人只有許多精神,若專在容貌上用功,則於胸中照管不及者多矣」。有的太隨便直率,陽明又說是毛病——「如今講此學,卻外面全不檢束,又分心與事為二矣。」

  有的學生作文送別朋友,覺得這種做法有問題,一是作文時費心思,二是過了一兩天後還想著,就請教該怎麼辦?王說:「文字思索亦無害。但作了常記在懷,則為文所累,心中則有一物矣,此則未可也。」有的作詩送人,王看過說:「凡作文字要就分限所及,若說得太過,亦非修辭立誠矣。」

  宋儒說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是「雖知亦問,敬謹之至」。陽明說不對,「聖人於禮樂名物不必盡知」,他精神水平高,能理解禮樂的本質,一些知識性的東西還是需要問的,只是一問即知而已。

  他不主張強行致良知,而是「今日良知見在如此,只隨今日所知擴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開悟,便從明日良知擴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功夫。與人論學,亦須隨人分限所及。如樹有這些萌芽,只把這些水去灌溉。萌芽再長,便又加水」。若用一桶水一下子去澆一個小芽,便澆壞了它。

  有人問:「您說讀書只是調攝此心,但總有一些意思牽引出來,不知怎麼克服。」王說:「關鍵是立志。志立得時,千事萬事為只是一事。讀書作文安能累人?人自累於得失爾。」「只要良知真切,雖做舉業,不為心累。縱有累亦易覺,克之而已。」強記之心、欲速之心、誇多鬥靡之心,有良知即知其不是,即克去之:「如此,亦只是終日與聖賢印對,是個純乎天理之心。任他讀書,亦只是調攝此心而已,何累之有?」說完這一套,他浩嘆一聲:「此學不明,不知此處耽擱了幾多英雄漢!」

  在良知狀態就能與聖賢「心心相印」(終日與聖賢印對),就可以「心意知物只是一事」,就可以時時刻刻在成聖的努力中,發現心被舉業等事務給拖累了;也容易知覺到,克服之後,又能夠「是個純乎天理之心」。天理是自然合理的規則,是自然之道。心在「虛靈不昧」時才能與之吻合。

  陽明經常指示學生去找「虛靈不昧」的心體。

  所謂「虛靈不昧」是指心具有超越現實和各種妄念的能力。它是良知的存在樣態,是心體的本然狀態,所以它又是這個超越覺悟性的本源。說良知是光源自備的明鏡就是因為它自身是虛靈不昧的。用陽明的話說,則是:「良知之虛便是天之太虛,良知之無,便是太虛之無形。日月風雷山川民物,凡有貌象形色,皆在太虛無形中發用流行,未嘗做得天的障礙。聖人只是順其良知之發用,天地萬物,俱在我良知的發用流行中,何嘗又有一物超於良知之外,能做得障礙?」良知成了歐洲人信服的「以太風」了。

  陽明只能說些小說家言的話:「良知是造化的精靈。這些精靈,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從此出,真是與物無對。人若復得它完完全全,無少虧欠,自不覺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間更有何藥可代?」——他的「拔本塞源」論的核心就是用良知這個偉大的「藥」來治天下洶洶的逐物病,用良知教來抵抗拜物教。

  他利用了深入人心的佛教、道教的關於虛、無的思想成果,建立良知的本體論。「仙家說到虛,聖人豈能虛上加得一毫實?佛家說到無,聖人豈能無上加得一毫有?……聖人只是還他良知的本色,更不著一些意思在。」因為一著些意思就「迷」了、「昧」了、有念念成邪。可以用佛教的「三身四智」來比方陽明的良知學。良知如清淨法身是本體,是人之性;圓滿報身是發用,是人之智;百千化身是相,是人之行。

  「虛靈不昧」就是要體、相、用一體化,三而一、一而三。找不到無,就找不到有。就連無和有也是一不是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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