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應世：無可無不可

  語言有種叫作「兩不性」的苦惱。人生中有一種叫作「兩難」的困境。中國智慧之要著是孔夫子標舉的無可無不可，真正的無可無不可依靠自己的內部精神的自立能力。但任何精神性的東西都無法逃脫自稱為某種東西而又無力成為該東西的矛盾。所以，真能從心眼裡做到「無可無不可」也就真算高人了。

  良知，不管說得多麼玄，它必須讓人在生活中「感到」它的妙用，才能在一個實用的種族當中被使用，事實上是在使用它的下限。但總算有了作用。這個作用便是一個學說或一個思想體系的意義和價值了。嗚呼！

  陽明的良知不是一個研究綱領，而是一個以人為出發點和目的的構造綱領。它想從根本上改變人與世界的關係，通過提高人的精神能力來改變整個知覺性、改變一念發動之意從而變被動為主動。這也算從所謂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世界中「撈」回了一點兒主體性，近乎於審美法的撈回——中國的儒、釋、道都是「感性學」，它們的思辨方式都是美學法門。它們之間的本體論差異差不多類似於那種美是主觀的還是客觀的論爭，都想把美學變成價值學。陽明的變法是突出精神的能動性和成就感——把生活變成一種人在提高自身的創化過程——沒有這種提高，人生便喪失了一切意義與價值。這是高貴的精神勝利法。

  這種感性學是以文學的原理在工作的，就是說它滋養人性的作用與高貴的文學作品差不多，王陽明看不起詩文，是因為那種詩文沒有多大的精神動員力量，因為不根本、不究竟。其實心學的意念法就是作用於人的感性感情體驗，他的論證方法也是比喻、人情化的類推，思辨也是詩意的。這樣說，並不貶低心學，佛學其實也是文學，靠想像建立體系，靠想像、比喻說服人。心學和佛學是偉大的精神哲學，因為它們都能塑造出人的感性、新的人格。

  陽明是一直主張在事兒上練的。儘管每天都必有事焉，但還是事情嚴峻時更見功夫。大事來了。六月十六日，嘉靖的新朝廷下了聖旨：

  

  爾昔能剿平亂賊，安靜地方，朝廷新政之初，特茲召用。敕至，爾可馳驛來京，毋或稽遲。

  這正是他所期望的，天理也應該如此。陽明的良知告訴他也當如此。他立即收拾起身，二十日開拔，以他的耿耿忠心和曠世奇才，早就盼望著這一天，包括前些時日受窩囊氣，能忍下來，也是想到朝廷終要起用他——他說良知就是在勃然大怒時能忍下來，在激動興奮時能平靜下來。他果然做到了這一點，而且眼下看來也算忍對了。

  然而，他走到錢塘，局面完全變了。出現了有時候比聖旨還大的輿論——閣臣楊廷和等人指使言官上書，什麼國喪期間不宜行宴賞呀，新政期間國事太忙呀，純粹是製造出來的理由——魯迅管這種搗鬼術叫「打渾」——張皇了不主要之點而陰暗地達到另外的目的。這種輿論是人造的，對於更有力量的人來說，它屁用沒有——譬如當年戴銑、包括陽明他們攻劉瑾，就對劉瑾毫無威脅；後來言官攻張居正，反而讓張把他們給收拾了。現在，站在輿論背後的是掌權的，輿論所指的是沒權的，勝負立判。

  朝廷已經相當成熟了，不會讓「異類」混進來的。朝廷是用中等偏上人才的，像陽明這樣的奇才很難加進去。他是個高度成熟的政治家，絕對不是一個市儈政客——他因此而加不進去，也因此而了不起。專制政體不會用這種「可能性」太多太大的人——這是一個鐵則，專制社會從本質上排斥可能性，岳飛因有造反的可能性而被剪除，所以總有一些像桂萼那樣的公然小人被重用，因為小人的專橫霸道與體制「同構」。假若陽明當了首輔，至少會成為一代名相，明代會中興，如果他能說服皇帝搞好國際貿易、文化交流，那日本式的「維新」就早在中國發生了——這是近代史上志士仁人的一個感興趣的假設，其中有自我安慰，但也不全是臆想。

  現在，他沒有年輕時候的情緒反應了。他淡定得讓閣臣們泄氣，他的《歸懷》說「世故漸改涉，遇坎稍無餒」。不是自己哄自己，「行年忽五十」「童心獨猶在」。童心，是戰勝這個世界的精神力量，一直努力修行終於又把童心給修回來了。

  還有一首《啾啾吟》因為寫得更土，所以可能是其真實心境的原汁原味的記錄。據孔夫子說能做到智者不惑仁者不憂、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的只有他和顏回，現在陽明說還有我老王。我有了良知了，所以「信步行來皆坦道」。也有轉敗為勝的話頭：我這千金之彈怎麼能去打麻雀，我這高級金屬怎麼能去掘土？有心學意味的是：「丈夫落落掀天地，豈顧束縛如窮囚！」囚，是人生天地間的實況。窮，則表示連自衛能力也沒有了。地球另一邊的盧梭也在說：「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枷鎖中。」要打破枷鎖，靠什麼？赤條條來去的人只能靠大丈夫氣概，靠一種任俠氣派，靠磊落的良知良能。掀翻天地先得掀開「內桎梏」——觀念的枷鎖，就是去掉那些經驗狀態的算計。傻子因噎廢食，懦夫怕淹死先投了水。人生應該知天達命、磊落瀟灑，整日生活在憂讒避毀當中，跟坐監獄有什麼兩樣呢？

  總而言之，唯有不在乎外在的得失毀譽，才能把價值標準還給人自身。

  他一回到家裡就說了一句：「卻笑當年識未真。」——大約此時，他才真的覺得朝廷這麼「閃」他也沒什麼了。無功者受祿，有功者有罪——專制政體必然性現象——歌德的名言：必然性是最好的律師。過去他多次請假，不見應允。現在倒好，讓他回家一待就是六年。

  當他得知閣臣在他與內閣之間打了「壩」時，他給新皇帝寫了《乞歸省疏》——過去都白寫了，因為朝廷正需要狗來咬狼，現在他被視為狼了，所以一寫就准。他對新皇帝表示了熱切的擁戴，是希望新皇帝趕快起用他，單請假是用不著那麼抒情的。然而，新皇帝有他的需求和邏輯，並不按著陽明的節拍跳舞。嘉靖忙著他的親生父母如何也得當皇帝的問題——就是著名的明史上的大節目「大禮議」。陽明再度得到起用也是因他的學生在大禮議中獲寵，有了舉薦他的面子，他才重返軍政舞台。

  那些嫉妒他的人給他來了個「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准他回家，給了一個南京兵部尚書的虛銜，然後下大力量調查、審核，跟著他一起平叛的只提拔了一個伍文定，別的或明升暗降，或乾脆不升，有的還給「掛」了起來，讓說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