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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陽明在滁州待了不到七個月，正德九年升南京鴻臚寺卿。這個衙門在北京的還有點兒事兒干，朝會之時噹噹司儀，有外賓來時擔負相當現在禮賓司的工作。那時，也沒什麼外事活動，明朝的皇帝不上班的居多。經常性的工作是管皇室人員婚喪嫁娶的外圍禮節。在南京則連這類事情也沒得管，純粹是奉旨休閒。沒事找事的人便兩眼盯著北京，找秉政者的碴兒，以便取而代之（這也是明朝黨爭特別熱鬧的一個原因）。這次，只用了四天就走馬上任完畢，說明他還是很滿意這次升遷的。他終於入了國家「九卿」的行列，儘管現在還是個閒職，但進入了最高層的眼帘，若國家有事就可以特擢要職，一顯身手了。他在這個位置上等了二十九個月零十二天，就開始領兵打仗。

  他離開滁州時，眾徒兒依依不捨，一直送到烏衣，尚「不能別」，留居江浦，等先生過江，真有點兒柔情似水的女兒態了。陽明也沒有唐人王勃那種天才的殘酷，用「無為在歧路，兒女共沾巾」的話頭打發他們，他歌詩敦促學生回去，但可能因為也在傷感中，勉強豪邁也找不著感覺，寫得無滋無味，無非是些「空相思，亦何益」之類的老生常談，還有些道德勸勉。而且有些語意不連貫，結尾也莫名其妙（「逆旅主人多殷勤，出門轉盼成路人」），像沒寫完似的。

  在滁州六個月，最大的一件事，就是與湛甘泉相會。湛從安南出使回來，返京復命，在滁州特意住了幾天。當年他們在北京長安灰廠故意比鄰而居，早晚隨時切磋，已結下深厚情誼。在別人眼裡他們是一派，講心性近禪。他們不但不認為自己是禪，而且兩個人在理論問題上互不相讓，直到最後也沒有統一起來。這次，在滁州他們連夜辯論的問題，居然是王主張禪與道都和儒沒有多大區別（「道德高博，焉與聖異」），湛主張儒門高廣，可以包容佛、道，但有「大小公私」的差別，佛、道在我儒範圍之中而已。難怪湛更有近禪的名聲。湛進京後兩年逢母喪，「扶柩南歸」。這時陽明已到了南京，他特意迎接湛的喪隊到龍江湖，湛是有名的大孝子，王是性情中人，信真禮教。湛在《奠王陽明先生文》中這樣追述這兩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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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晤滁陽，斯理究極。兄言迦、聃，道德高博。

  焉與聖異，子言莫錯。我謂高廣，在聖範圍；

  佛無我有，《中庸》精微；同體異根，大小公私；

  斁敘彝倫，一夏一夷。夜分就寢，晨興兄嘻。

  夜談子是，吾亦一疑。分呼南北，我還京圻。

  遭母大故，扶柩南歸。迓吊金陵，我戚兄悲。

  他們倆共同為擺脫朱子的影響而創立新說。他們倆的辯論也從來沒有終結過。他們倆的情誼洋溢著心學家的情調韻味。與王並駕齊驅又幾十年交好如一的朋友首推湛，與王進行真正的學術論戰而並不是黨同伐異的也首推湛。就是在王去湛家弔唁之際，兩個人依然就格物問題展開辯論。

  湛持舊說，王說那就求之於外了。湛說：「若以格物理為外，那就自小其心了。」

  陽明反對求之於外，強調摒棄一切外道功夫，直奔那絕對存在又不依賴任何外緣的心本體，就是為了把經驗世界用括號括起來，把它懸隔起來，從而把這棵樹上掛著的所有那些辭章講誦之學一把甩開，像禪宗那「截斷眾流」法，一意去明心見性——然後，再以見了道聞了道的境界回到治國平天下的正道上來。如果說，後者是俗前者是雅的話，那便先來個大雅，再來個大俗。

  目的是如此，方法也就特殊。學生怎麼說都會得到他的糾正性的指點，總難搔到「當下即是」的那個癢處。非過，即不及。早不如好，好不如恰。恰到好處與恰恰相反精微至極——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也。後學覺得他的「上一句」與「下一句」是自相矛盾的，他卻唯其如此才正好左右逢源。真可謂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他那一套心訣，在他是得心應手，如船夫掌舵；在別人，尤其是沒有親炙其門下、沒有進入過其語境氣場的人來說，則是莫名其妙。而凡是直接承接感受過其春風雨露的人還真從心眼裡受感化，那種教主的魅力是難以用語言表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