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書院

  貴州的提學副使席書過去佩服陽明的文章，現在敬重陽明的道行，專到龍場來向他討教朱陸異同。具有「以無厚入有間」之智慧的陽明，沒有正面回答他的問題，也沒有談論朱陸各自的學理（有學者推測陽明從此才開始關注陸九淵），直接開講自己新悟的心境界：「說」若不能變成「在」，那些高頭講章因不能落實到日用的「行」上已造成了全體士林的表里不一；像焦芳那樣的奸狡小人也居然能入翰林當閣臣，就因為知行之間的縫隙大得可以讓任何壞人鑽入國家的任何崗位，竊取神聖名器。必須堅持知行合一的修養法門，每個人都能從我做起，恢復真誠的信仰，用「行」來說話，用「行」來做檢驗真偽是非的標準，才有希望刷新士林道德，恢復儒學的修己治人的教化真功，等等。

  席書聽了半天，不明就裡，在他面前展開的是一片新的天地，是朱子陸子都不曾說過的東西，他已有的知識和思想不足以消化這些內容。「（席）書懷疑而去」。

  陽明自然是無可無不可，意態閒閒地送提學大人上馬回貴陽去了。

  哪知，席書第二天就返回龍場。顯然，陽明的那一套，搔著了他的癢處。他懷疑王是在用自己杜撰的異想天開的東西來故意標新立異。王說，我自己起初也怕有悖聖學，遂與經書相驗看，結果不但與經典和合，還正得聖人本意。比如說，《大學》講「止於至善」，明德，親民，其實，只要能盡其心之本體，就自然能做到這些。常說君子小人，其實君子小人之分，只是個能誠意不能誠意。一部《大學》反覆講修身功夫只是誠意，修齊治平的起點是修身。格物致知的關鍵在於能否意無所欺，心無所放，正其不正以歸於正。

  陽明深情地說：「人之心體惟不能廓然大公，便不得不隨其情之所發而破碎了本心。能廓然大公而隨物順應的人，幾乎沒有吧。」

  席書這次多少有點兒「入」，約略知道王先生這套新說的分量了。陽明的本意是安頓自己，自然也可以「一以貫之」地用自己的臆說去點化來問業的學生，沒想到「擒賊擒王」給學官上了很好的一堂課。素質決定發展，積累和準備領取機遇。

  席書也不是頭腦簡單之輩，不可能輕於伏就。他還要再想想。他是弘治三年的進士，比王早九年登科，早在王出道之前已有名聲。如弘治十六年，雲南連明帶夜的地震，這是老天爺示警。迷信的明王朝儘管玩忽，還是怕老天爺。就派遣官員去雲南考察，結果是要罷免三百多名監司以下的人員，以謝天威。席書上書說：雲南只不過是四肢，應該治朝廷這個本。朝中、大內供應數倍於往年，冗官數千，冒牌的校尉數萬，天天到寺院道觀去做佛事法事，浪費無算，織造頻繁，賞賜過度，皇親奪民田，大量增加宦官並增派到各地，大臣賢能的不起用，小臣因言貶官不平反，文武官員中活躍的是那些「傳奉官」，名器大濫。「豺狼當道，安問狐狸？」不治根本去大害，怎能保證老天不再發怒？這些見解，與陽明在弘治十七年主試山東時說的話如出一轍。

  

  席書往返四次，一次比一次深入，終於，豁然大悟，說：「聖人之學復睹於今日！朱陸異同，各有得失，沒必要再辨析、糾纏下去，求之吾性本自可以明了。」

  他是個敢作敢為、說干就乾的人，他回到貴陽，與按察副使毛應奎一起修復貴陽文明書院，正式禮聘王先生主持書院。席率領全體生員，向王行拜師大禮。他年長於王，官高於王，終身以師禮侍王，是個有求道激情的人。

  後來，在嘉靖朝席書以「議大禮」得貴，力薦陽明入閣。他說：「今諸大臣皆中材，無足以計大事。定亂濟時，非守仁不可。」儘管他舉薦沒有成功，但他這幾句話確實說得既公平又動人。

  因為我們和他們並非生活在相同的思想背景中，所以很難感受、領會陽明的新教旨的震撼力量，也無法體會席書何以感動到親自下拜為徒的心路。

  宋初元氣淋漓的諸位大儒以先天下憂樂的承當精神開創了道學政事合為一事的新局面。若說古代中國有過什麼「內聖外王」一體化的好時期，就是這一時期。什麼「為政不法三代，終苟道也」「綱紀世界，全要是非明白」是他們的共識。宋學的精神實質大端有二：革新政令，創通經義。其根據地則在書院。朱陸共鳴時期，外王的風頭已減，但內聖之勁頭正健。理學又稱作性理之學或性命之學，追求天人合一的理想人格，並強調用扎紮實實的修養功夫在日用中不斷克盡人慾、體察天理、變化氣質，化血氣為義理。而且朱子也說過「理具於心」之類的話。陽明同時代的人盧冠岩指出過：朱子也說過「致得吾心本然之知，豈復有所陷溺」「但朱子止就一義說，陽明認得十分端的；故執此一說，左來右去，直窮到底，累千萬而不離」。（《獻子講存》）陽明這樣真誠惻怛才能立乎其大。朱子語錄變成教科書後，那些至理名言就成為「現成思路」「現成詞語」，便成了套話空話現成話，便成了人皆可說而並不做的「說教」，哄老實人還可以，是絕對不能滿足充滿躁動的「戾氣」的明代士夫們的心理要求了。明代士人的整體文化思想水平、個性氣質可以說空前的高——至少陽明這一路的人覺得他們那一套玩兒不轉了，需要再「翻」一個身了。別看陽明很淡泊，好像是專為安頓自己的心而修煉自己的道行，其實，其志也正在於開宗立派（從他稱讚朱熹氣魄大，下手就想「繼往開來」亦可偵知）。

  他很真誠，覺悟到了必須自明誠才能實現這個理想。任何苟取的辦法都適足以自敗而已。即使能僥倖成功，也悖道害義，只是名教罪人而已。這從他對一個急於要「立言」的學生的批評中就能看得出來。他說：「此弊溺人，其來非一日矣。不求自信，而急於人知，正所謂『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也。恥其名之無聞於世，而不知知道者視之，反自貽笑耳。宋之儒者，其制行磊犖，本足以取信於人。故其言雖未盡，人亦崇信之，非專以空言動人也。但一言之誤，至於誤人無窮，不可勝我，亦豈非汲汲於立言者之過耶？」（《傳習錄拾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王陽明全集》1178頁，下注《全集》皆指此書）

  他還說：「言不可以偽為。且如不見道之人，一片粗鄙心，安能說出和平話？縱然做得出來，後一兩句，露出病痛，便覺破此文原非充養得來。若養得此心中和，則其言自別。」（同上）

  這些話都涉及到陽明哲學的一個根本路徑：抗拒口耳之學，堅持身心之學。而且看似簡易，做到卻著實難。譬如，「修辭立其誠」這則聖人古訓，代代有人標榜，不真誠地信奉之，便是一句學童都能搬弄的口號。真誠地信奉之，連王陽明後來的許多話都並未立其誠。

  陽明似乎並不是聞召即至，他已變得很沉著「淵默」，不復少年時的任俠峻急了。他已經有了「吾性自足」不動如山的鎮物雅量，更重要的是，他對現行政府有了「賓賓」自處的分離意識。這從他給自己的居室起名「賓陽堂」即可看出。他在《賓陽堂記》中用《尚書·堯典》「寅賓出日」的話頭，說了一通君子小人的道理，無非是說自己每當擁抱太陽時都滋長君子之元氣。這只是在說可以說的話，用「可以明言的」表面意思來掩蓋其不可明言的深曲的內心「態度」。他在文中屢次提到「賓賓」，但只做哲學式的發揮，此時正在重溫「五經四書」的他，不可能忘記孟子呼籲士子要跟君主要求「賓賓」之道，要甘心以客卿自居——只是家天下的「賓」，道相同則相與為謀，和則留，不和則去。朱元璋憎惡孟子也包括這一條，朱要求士夫臣子像家生子奴才一樣別無選擇地依附主子。受了王陽明許多啟發的龔自珍專門寫了一篇《賓賓》奇文，將箇中道理及意義說得相當明白，正好是陽明這個「賓陽堂」及其《記》的上等註解。現在陽明不再去雞蛋碰石頭了。他要為全人類弘揚聖學，在某一朝的得失窮通已不值得過於費神計較，當年揚才露己、自我顯白的著急勁一去不復返了。

  席書的前任毛科曾聘請過陽明，陽明因病謝絕了。他在《答毛拙庵見招書院》的詩中說自己疏懶學荒，不配做師範，讓學生跟著我肯定一無所獲。他現在還真是又病得難以招架了，當地人和學生勸他用土巫為他作法祛病，他拒絕了。他用孔子的我每天都在祈禱從而拒絕祈禱的典故來回答那些迂闊的「眾議紛紛」。不知是因為他的病還是因為辦理「調動手續」有個過程，他在龍場自己的「玩易窩」中又住了些時日。

  玩易窩是與何陋軒等同時建成的，他照例有篇《記》，既很好地記載了他的心思，也有足夠後人共享的精神營養。「精粗一，外內翕」的生生之「易道」，給予了他「視險若夷」的洞明通透的慧眼，他激動地「撫幾而嘆曰：『嗟乎！此古君子之所以甘囚奴，忘拘幽，而不知老之將至也夫！吾知所以終吾身矣！』」——自己聲明了這種處境的「進修」作用。關於《易》，他只用了這樣幾句話就說透了它的全方位的功能和意義：

  夫「易」，三才之道備焉。古之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觀象玩辭，三才之體立矣。觀變玩占，三才之用行矣。體立，故存而神；用行，故動而化。神，故知周萬物而無方；化，故範圍天地而無跡。無方，則象辭基焉。無跡，則占變生焉。是故君子洗心而退藏於密，齋戒以神明其德。

  在陽明之前，大聖小賢關於《易》說了千言萬語，最有勢力的一路，是從《易傳》到朱熹這一脈，讓人們相信肯定能從言、象中得到意、道，言意象道的關係是個可以拾級而上由表及里的層層遞進的關係。也就是說，形而上的道可以而且應該從言、象這種可說可見的「現象」中把握得到。這是個「學」的路線，是個可以追求言傳的路線。

  陽明則反乎是。他認為可以口耳相傳的知識只是「說」，並不能由此體悟不可視見的本體大道。「得」道必須靠超越這些聞見之知的由心體發動的「悟」。孟子有此境界，但這心路廣被士林還是靠禪宗的普度。陽明覺得禪釋不在人倫日用中開花結果是蹈虛，陽明儒學立場的貢獻在于堅持「用」和「行」的路徑把心學推導到百姓日用之中。

  你看他說《易》，上手及終局都扣在體用合一上，只講「易」在天、地、人三才中一以貫之的體立用行的神奇用途。但他不講究從言得意、由象見道之類的名言辨析方法，而是要「洗心而退藏於密，齋戒以神明其德」這種神秘的修證方法，據陽明說是非常靈光的。不「在場」的人似乎無由評說。

  《易傳》中關於乾坤的易簡之理的概括，是陽明終生服膺的，並啟發他把心學稱為簡易之學：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賢人之德；可大，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這段話是理解陽明心術的「總綱」，是其用智慧成大功的「獨得之秘」。玩易窩，一個小小的窯洞，成了心學的聖地。這本身也證明了——無功則難大——這條「易」理。陽明專修心體之悟，卻從未忘記心體之大用。其「知行合一」的真正指向正在於將心悟到的「道」力行出來、展現於外——若只限於自我精神上的受用，則變成佛門「自了漢」了。

  現在，他還在「潛龍勿用」的修煉期。

  何時才能「飛龍在天」呢？他也不知道，他只知道不能多想這個問題。還不是《老子》說的「將欲取之必先予之」的問題。他現在的處境不是主動地不去取，而是被動地不能去取。無法進取的現實逼著他去超越、去追尋那神聖又神秘的「道體」。用什麼去追呢？只有「心」而已，「吾性自足」「悟心自足」，他的心體完全可以與道體為一，正在與道體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