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詩經》在孔子、孟子時代的前後，對於一般政治家、文人等等，即已具有如《舊約》《新約》及荷馬的兩大史詩之對於基督教徒與希臘作家一樣的莫大的威權。政治家往往引《詩經》中的一二詩句以為辯論諷諫的根據；論文家及傳道者亦常引用《詩經》中的一二詩句以為宣傳或討論的證助；有的時候，許多人也常常諷誦《詩經》的一二詩句以自抒敘其心意。

  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磐，與地；……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晉人許之。（《左傳》）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雁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詩云：『經始靈台，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以民力為台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台曰靈台，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鱉。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孟子》）

  宋玉因其友以見於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宋玉讓其友。友曰：「……婦人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宋玉曰：「不然。昔者齊有良兔曰東郭?，蓋一旦而走五百里。於是齊有良狗曰韓盧，亦一旦而走五百里。使之遙見而指屬，則雖韓盧不及眾兔之塵；若躡跡而縱，則雖東郭?亦不能離。今子之屬臣也，躡跡而縱(左糹右枼)與？遙見而指屬與？詩曰：『將安將樂，棄我如遺。』此之謂也。」其友人曰：「僕人有過，僕人有過！」（《新序》）

  記住全網最快小説站𝐛𝐚𝐧𝐱𝐢𝐚𝐛𝐚.𝐜𝐨𝐦

  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行無專制，事無由己——可謂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承文武之業，履天子之位……可謂能武矣。成王壯，周公致政，北面而事之……可謂臣矣。故一人之身，能三變者，所以應時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韓詩外傳》）

  像這種的例子，在《左傳》《國語》，以至其他諸古書中到處皆是。由這個地方，我們可以看出《詩經》的勢力，在那些時候是如何的盛大！到了漢以後，《詩經》成了「中國聖經」之一，其威權自然是永遠維持下去。

  就文學史上看來，《詩經》的影響亦極大，漢至六朝的作家，除了《楚辭》以外，所受到的影響最深的就算是《詩經》了。自韋孟的《諷諫詩》《在鄒詩》，東方朔的《誡子詩》，韋玄成的《自劾詩》《戒子孫詩》，唐山夫人的《安世房中歌》，傅毅的《迪志》，仲長統的《述志詩》，曹植的《元會》《應治》《責躬》，乃至陶潛的《停雲》《時運》《榮木》，無不顯著地受有《詩經》里的詩篇的風格的感化。不過，自此以後，《詩經》成了聖經，其地位益高，文人學士都不敢以文學作品看待它，於是《詩經》的文學上的真價與光煥，乃被傳統的崇敬的觀念所掩埋，而它的在文學上的影響便也漸漸地微弱了。

  《詩經》里的詩歌，共有305篇；據相傳之說，尚有《南陔》《白華》等6篇笙歌，有其義而亡其辭。（此說可信否，待後討論。）此300餘篇的詩歌，分為風、雅、頌三種。風有十五，雅有小雅、大雅，頌有周、魯、商三頌。

  這個次序究竟可靠不可靠呢？所謂風、雅、頌之意義如何呢？風、雅、頌之分究竟恰當與否呢？這都是我們現在所要研究的。

  據傳統的解釋家的意見，以為：「風，風也，歌也……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衛宏《詩序》）他們的這種意見是很可笑的；因為他們承認《關雎》《麟之趾》以及其他「二南」中諸詩篇，為受王者之教化，而其他的大部分國風之詩篇，則為刺上的、譏時的；於是「二南」中的情詩，便被他們派為「后妃之德」，其他國風中的同樣的情詩卻被他們說成「刺好色」了。其實「二南」中的詩與邶、衛、鄭、陳諸風中的詩其性質極近，並無所謂「教化」與「譏刺」的區別在裡面的。他們的雅、頌的解釋，也極不清楚。

  推翻他們的傳說的附會的解釋的，是鄭樵的「樂以詩為本，詩以聲為用，八音六律，為之羽翼耳。仲尼編詩，為燕享祀之時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也」之說。（見《通志·樂略》，他的《六經奧論》亦暢發是說。）鄭樵以為古之詩，即今之辭曲，都是可歌的，「仲尼……列十五國風以明風土之音不同，分大小二雅以明朝廷之音有間，陳周、魯、商三頌之音所以侑祭也。定《南陔》《白華》《華黍》《崇邱》《由庚》《由儀》六笙之音，所以葉歌也。得詩而得聲者三百篇……得詩而不得聲者則置之，謂之逸詩……有譜無辭，所以六詩在三百篇中，但存名耳。」這種解釋，自然較漢儒已進了一步，且在古書中也有了不少的證據。但《詩經》中的所有的詩，果皆有譜乎？果皆可以入樂乎？這是一個很大的疑問。且詩之分風、雅、頌，果為樂聲不同之故乎？他說：「仲尼編詩，為燕享祀之時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也。」實則孔子固常言：「不學詩，無以言」「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可見孔子對於詩之觀念，恰與鄭樵所猜度者不同，他固不專以詩為燕享祀之用，而乃在明了詩之情緒，詩之意義以至於詩中的鳥、獸、草、木之名，以為應世之用。

  據我的直覺的見解，《詩經》中的大部分的詩歌，在當時固然是可以歌唱的，可以入樂的，但如幾個無名詩人的創作，如《無羊》，如《正月》，如《十月》，如《雨無正》（俱在《小雅》），都是抒寫當時的政治的衰壞（如《正月》等），及描寫羊、牛與牧人的情境的（如《無羊》），都是一時間的情緒的產品，絕非依譜而歌的，也絕無人採取他們以入樂的。（《詩經》中入樂的詩與非入樂的詩，似有顯然的區別，細看可以知道。）所以說全部《詩經》的詩篇當時都是有譜的樂歌，理由實極牽強。

  至於風、雅、頌的區別，我個人覺得這也是很無聊、很勉強的舉動。就現在的《詩經》看來，此種分別早已混亂而不能分別，「雅」為朝廷之歌，而其中卻雜有不少的民歌在內，如《小雅》的《杕杜》與《魏風》的《陟岵》，一言征夫之苦，一言行役之苦，如《小雅》的《菁菁者莪》《都人士》《裳裳者華》，及《隰桑》諸詩，與國風中的《草蟲》《采葛》《風雨》《晨風》諸詩置之一處，直是毫無差別！如《白華》，如《谷風》，也都是極好的民歌；「頌」中都是祭祀神明之歌，似無將所有的頌神詩都歸入「頌」內，而不料許多的頌神詩，如《小雅》中的《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如《大雅》中之《鳧鷖》卻又不列於「頌」中而列於「雅」中。似此混雜無序的地方，全部《詩經》中不知有多少，現在不過略舉幾個例而已。這種混雜無序的編集，不是因為編定《詩經》的無識，便是因為漢儒的竄亂。我以為「漢儒竄亂」的假定，似更為可信，因編定《詩經》者，當他分別風、雅、頌時，必定有個標準在，絕不至於以應歸於「頌」的詩而歸之於「雅」，或把應歸於「雅」的詩而歸之於「風」。漢儒之竄亂古書，與他們之誤解古書，是最昭顯的事實；所以一部《詩經》如非經過他們的竄亂，其次序斷不至於紛亂無序到如此地步。不知今古來許多說《詩經》的人，怎麼都只知辯解詩義或釋明「風」「雅」「頌」之意義，卻沒有一個人能夠注目到這一層。

  現在，我們研究《詩經》卻非衝破這層迷障不可了！我們應該勇敢地從詩篇的本身，區分它們的性質。我們必要知道《詩經》的內容原是極複雜的，「風」「雅」「頌」的三個大別，本不足以區分全部《詩經》的詩篇。所以我們不僅以打破現在的《詩經》的次序而把他們整齊地歸之於「風」「雅」「頌」三大類之中，且更應進一步而把「風」「雅」「頌」三類大別打破，而另定出一種新的更好的次序來。

  我現在依我個人的臆見，姑把全部《詩經》中的詩，歸納之下列的幾個範圍之內：

  詩人的創作，在《詩經》中並不多，衛宏的《詩序》所敘的某詩為某人所作的話，幾乎完全靠不住。在我們所認為詩人所創作的許多詩篇中，大概都是無名的詩人所作的，只有一小部分，我們從他們的詩句中，知道了作者的姓名，如《小雅》的《節南山》言「家父作誦，以究王洶」，《大雅》的《嵩高》《烝民》俱言「吉甫作誦」之類。此外我們從《尚書》《左傳》以及漢人所著的書里，也可以知道幾個詩人的姓名，但這種記載，卻都是不甚可靠的。不過在許多詩篇中，那一篇是詩人的創作，我們約略可以知道而已。在這些創作中，有幾篇是極好的詩，如：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鱧匪鮪，潛逃於淵。（《小雅·四月》）

  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只攪我心！（《小雅·何人斯》）

  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豳·鴟鴞》）

  都是很美的，很能表白出作者的真懇的情緒的。

  民間歌謠都是流傳於大多數孺婦農工之口中，而無作者的名氏的。其中最占多數的是戀歌；這些戀歌真是詞美而婉，情真而迫切，在中國的一切文學中，它們可占到極高的地位。如：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為期，明星煌煌。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為期，明星皙皙。（《陳風·東門之楊》）

  十畝之間兮，桑者閒閒兮，行與子還兮。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魏風·十畝之間》）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鄭風·子衿》）

  自伯之東，首如飛篷。豈無膏沐，誰適為容？……（《衛風·伯兮》）

  隨意舉幾首出來，我們已覺得它們都是不易見的最好的戀歌了。「結婚歌」在《詩經》中也有好些首，如《關雎》《鵲巢》《桃夭》之類，我們看：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周南·桃夭》）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周南·關雎》）

  明明可以看出前者是嫁女時樂工唱的祝頌歌，後者是娶親時所唱的樂歌。（近人辟《詩序》釋《關雎》之錯誤，以為《關雎》本是「戀歌」，其實也錯了，《關雎》明明是一首結婚歌。）

  「輓歌」《詩經》中很少。只有《蓼莪》《葛生》等數首。《葛生》為悼亡而作，如：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諸句，讀之使人悽然淚下；《蓼莪》為哀悼父母之歌，如：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諸句，亦至情流溢。

  「頌賀歌」如《麟之趾》等是，但不多，且不甚重要。

  關於「農事」的歌，《詩經》中亦不甚多，但都是極好的，如《七月》，是敘農工的時序的；如《楚茨》，如《信南山》，是農家於收穫時祭祖之歌；如《甫田》，如《大田》，是初耕種時的禱神歌；如《行葦》，如《既醉》，似都是祭事既畢之後，聚親朋鄰里宴飲之歌；如《無羊》，則為最好的牧歌：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群；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爾羊來思，其角濈濈。爾牛來思，其耳濕濕。或降於阿，或飲於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三十維物，爾牲則具。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牧人乃夢：「眾維魚矣，旐維矣。」大人占之：「眾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矣，室家溱溱。」

  其他不屬於上列的範圍的民歌亦甚多。

  貴族樂歌，大部分都是用於宗廟，以祭先祖、先王的，或是禱歌及頌神歌。其他一部分則為宴會之歌，為田獵之歌，為戰事之歌。這種樂歌，我們都覺得不大願意讀，因為它們裡面沒有什麼真摯的詩的情緒。（正如當我們翻開《樂府詩集》時，不願讀前半部的《漢郊祀歌》《齊明堂歌》之類，而願意讀後半部之《橫吹曲》《相和歌》之類的情形一樣。）

  《詩經》的時代之難於稽考，也與它的詩篇的許多作者姓名之難於稽考一樣。我們現在僅知道，除了《商頌》中的5篇，為商代（公元前1700年以後，公元前1200年以前）的產物以外，其餘301篇都是周代（公元前1100年至公元前550年左右）的產物。在這301篇的詩歌中，多數的詩篇都是帶著消極的、悲苦的辭調，對於人生的價值，起了懷疑，有的言兵役之苦，有的則攻擊執政者的貪暴，有的則因此遁於極端的享樂之途。如：

  踧踧周道，鞠為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搗，假寐永嘆，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小雅·小弁》）

  採薇採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狁之故！不遑啟居，狁之故。（《小雅·採薇》）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魏風·伐檀》）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魏風·碩鼠》）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內，弗灑弗掃；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唐風·山有樞》）

  諸詩，都足以表現出喪亂時代的情形與思想。而這個喪亂時代，大約是在周東遷的時代前後，（《小雅》中的《正月》且明顯地說：「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所以那些詩篇，大約都是東遷前後的作品。我們研究《詩經》的時代，僅能如此大略地說。至於如衛宏的《詩序》，如何楷的《詩世本古義》所指的某詩為某王時的產品，則其不可信，也與他們之妄指某詩、某詩為某人所作一樣。

  《詩經》的編定者是誰呢？《史記》言：「古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刪定為305篇，這是說，《詩經》為孔子所刪定的；漢人都主此說。其後漸漸有人懷疑，以為孔子不會把古詩刪去了十分之九。鄭樵則以為孔子取古詩之有譜可歌300篇，其餘則置之，謂之「逸詩」。有一部分人則以為古詩不過三百，孔子本不曾刪。崔述也贊成孔子未刪詩之說，以為：「文章一道，美斯愛，愛斯傳……故有作者即有傳者。但世近則人多誦習，世遠則就湮沒；其國崇尚文學而鮮忌諱，則傳者多，反是則傳者少；小邦弱國，偶逢文學之士，錄而傳之，亦有行於世者，否則失傳耳。」（《讀風偶識》）其意蓋以《詩經》之流傳，為有人愛好誦習之故，並沒有什麼人去刪定。但以上諸說，都有可疑之處。古詩三千餘首之說，原不足信，但古代之詩不止《詩經》中的三百，則為顯然的事實。在《國語》《禮記》《左傳》《論語》諸書中，我們曾看到好幾首零片的逸詩，故古詩不過三百之說全不足信；鄭樵以三百篇俱是有譜可歌的詩，也不足信（上面已提過）；崔述之說，理由甚足；但口頭流傳的東西，絕不能久遠，如無一個刪選編定的有力的人出來，則《詩經》中的詩絕難完整地流傳至漢。（如當時沒有一個編定者，恐《詩經》的詩，至漢時至多不過存十分之一。觀古詩除《詩經》中之詩外，流傳下來的極少，即可知。）這有力的刪選編定者是誰呢？當然以是「孔子」的一說，為最可靠，因為如非孔子，則絕無吸取大多數的傳習者以傳誦這一種編定本的《詩經》的威權。大約在輾轉傳習之時，其次序必有被竄亂的，也必有幾篇詩歌被逸散了。如《六笙詩》，恐就是有其題名而逸其辭的，並不是什麼「有其義而亡其辭」，也不是鄭樵所猜度的什麼本是「有譜無辭」。

  古代的詩歌，流傳到現在的雖僅有《詩經》中的305篇（此外所存的極少），然在《詩經》中的這305篇詩歌，卻有好些首是重複的，因地域的歧異，與應用之時不同，而一詩被演變為二、為三的。有一部分的詩，雖不能截然斷定它們是由一詩而演變的，但至少卻可以看出它們的一部分的詩意或辭句的相同。現在且舉幾個例：

  南有樛木，葛藟累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周南·樛木》）

  南山有台，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樂只君子，遐不黃耈。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小雅·南山有台》）

  采菽采菽，筐之莒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

  觱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驄載駟，君子所屆。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紓，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泛泛楊舟，紼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小雅·采菽》）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迋女。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鄭風·揚之水》）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王風·揚之水》）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雲胡不夷。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雲胡不瘳。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雲胡不喜。（《鄭風·風雨》）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泛泛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小雅·菁菁者莪》）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小雅·隰桑》）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小雅·蓼蕭》）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

  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小雅·裳裳者華》）

  有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蔦與女蘿，施於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弈弈。既見君子，庶幾說懌。

  有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俱來。蔦與女蘿，施於松柏。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有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小雅·弁》）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召南·草蟲》）

  在第一及第三組的這10首詩里，顯然地可以看出每組裡的幾首詩，都是由一首詩演變出來的。這種演變的原因有二：

  一、因為地域的不同，使他們在辭句上不免有增減歧異之處，如現在流行的幾種民歌《孟姜女》與《五更轉》之類，各地所唱的詞句便都有不同。（此種例太多，看近人所編的各省歌謠集便更可明了。）

  二、因為應用的所在不同，使他們的文字不免有繁衍雕飾的所在，如民間所用的這個歌是樸質的，貴族用的便增出了許多浮文美詞了。（第一組的《樛木》《南山有台》及《采菽》即是一個好例。第二組的二首詩，則僅開始的辭句相同，這個例最多。）

  古詩的辭句，大概都是四言的，如《書經·皋陶謨》所載的舜與皋陶的賡歌：

  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帝舜）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皋陶）

  之類，即為一例。《詩經》也不能外此，其中大多數的詩都是四言的；間有三言的（如：「螽斯羽，詵詵兮。」），五言的（如：「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以及雜言的，但俱不甚多。所以我們可以說，《詩經》中的詩篇，四言是其正體。

  《詩經》在文學上給了我們以不少的抒情詩的珠寶。同時，在中國的史學上，也有極高的價值，因為它把它的時代完完全全地再現於我們的前面，使我們可以看出那時代的生活、那時代的思想、那時代的政治狀況以及那時代的人民最熟悉的植物、禽獸、魚類、蟲類（植物有70種左右，樹木有30種左右，獸類有30種左右，鳥類有30種左右，魚類有10種左右，蟲類有20種左右），以及那時代的人民所用的樂器、兵器之類。這種極可靠的史料都是任何古書中所最不易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