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楚辭》雖沒有《詩經》那樣的普遍的威權，雖沒有什麼政治家或傳道者拿它的文句為宣傳或箴諫的工具，雖沒有什麼論文家引用它的文句，以為辯論的根據，如他們之引用《詩經》的文句以為用一樣，然而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楚辭》卻並不比《詩經》低下：《楚辭》在文學上的影響，且較《詩經》為尤偉大。《詩經》的影響，在漢六朝之後，似已消失，此後，沒有什麼人再去模擬《詩經》中的句法了。同時，《詩經》經過漢儒的誤釋與盲目的崇敬，使它成了一部宗教式的聖經，一切人只知從它裡面得到教訓，而忘記了——也許是不敢指認——它是一部文學的作品，看不見它的文學上的價值；一切選編古代詩歌的人，都不敢把《詩經》中的詩，選入他們的選本中。（直到曾國藩編《經史百家雜鈔》時，這個見解才毅然地被他推倒。）至於《楚辭》，則幸而產生在戰國，不曾被孔子所讀誦、所「刪訂」，所以漢儒還勉強認識它的真面目，沒有把「聖經」的黑面網把它罩蔽住了。因此《楚辭》在文學上的威權與影響，乃較《詩經》為更偉大，它的文學上的真價，也能被讀者所共見。

  受《楚辭》的影響最深者，自然是漢與三國、六朝。而六朝之後，《楚辭》的風格與句調，尚時時有人模擬。漢朝的大作家，如賈誼，如司馬相如，如枚乘，如揚雄，都是受《楚辭》的影響極深的。賈誼作賦以吊屈原，枚乘之《七發》，其結構有類於《招魂》《大招》，司馬相如的諸賦，也顯然印有屈宋的蹤痕。揚雄本是一個擬古的大家，他的《反離騷》，即極力模擬屈原的《離騷》的。自曹植以後，直至於清之末年，所有的作者，無不多少地受有《楚辭》的影響。其影響的範圍，則除了直接導源於《楚辭》之「賦」的一種文體外，其他的詩歌里，以至散文里，也無不多少地受有《楚辭》的恩賜。所以在實際上我們可以放膽地說，自戰國以後的中國文學史全部，幾乎無不受到《楚辭》的影響。《楚辭》的風格與情緒，以及它的秀麗的辭句，感發了無量數的作家，給予了無量數的資料於他們。（朱熹的《楚辭後語》6卷，共52篇，即總集受《楚辭》的影響的作品，但我們絕不能說《楚辭》的影響，便盡在於這52篇作品之中。）

  《楚辭》是一種詩歌的總集。《詩經》所選錄的都是北方的詩歌，《楚辭》所選錄的則都是南方的詩歌。《漢書藝文志》著錄《屈原賦》25篇，《唐勒賦》4篇，《宋玉賦》16篇，但無《楚辭》之名。所謂《楚辭》者，乃劉向選集屈原、宋玉諸楚人所作諸辭賦及後人的模擬他們而作的辭賦而為一書之名。現在劉向原書已不傳，現在所傳者為王逸的章句及朱熹的集注本。據王逸章句本，共有作品17篇，據朱熹的集注本，則共有作品15篇。朱熹的後半部所收的各篇與王逸的章句本不同。

  但兩種本子，都非原來的劉向所定的《楚辭》本子。朱熹的集注本是他自己編定的，不必論，即王逸的章句本，雖標明是劉向所定，然把班固所說的話：

  始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後有宋玉、唐勒之屬，慕而述之，皆以顯名。漢興，高祖王兄子濞於吳，招致天下娛遊子弟。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興於文景之際，而淮南王安都壽春，招賓客著書。有嚴助、朱買臣，貴顯漢朝，故世傳「楚辭」。（《漢書·地理志》）

  拿來一看，便覺得它的不大靠得住，因為班氏去劉向之時不遠，且多讀劉氏之書，如果王逸注本的《楚辭》，乃劉向所編的原書，則班氏所述《楚辭》作家的姓名，不應與現在所傳的王逸本《楚辭》的作家的姓名不同。（如無王褒、東方朔之名，而王逸注本卻有之。）大約劉向所定的《楚辭》必曾為王逸所竄亂增訂過，劉向、王褒諸人的作品，大約也與王逸自己所作的《九思》一樣，是由他所加入的。

  《楚辭》的名稱，不是劉向所自創的，大約起於漢初。《史記·屈原列傳》言：「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司馬遷雖未以《楚辭》二字連綴起來說，然楚之有所謂「辭」。及楚之「辭」，乃為當時所最流行的讀物，則是顯然的事實。《漢書·朱買臣傳》言，買臣善「楚辭」，又言，宣帝時，有九江被公善「楚辭」，大約《楚辭》之名，在那時已很流行。說者謂屈、宋諸騷皆是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謂之《楚辭》。大約最初作《楚辭》者皆為楚人；《楚辭》的風格必是當時楚地所盛行的，正如《詩經》里的詩篇之盛傳於北方人民的口中一樣。至於後人所作，則其作者不必為楚人，在實際上，都不過僅僅模擬《楚辭》的風格而已。

  我們對於《楚辭》所最應注意的，乃為《大招》以上的所謂屈原、宋玉、景差諸人所作的《楚辭》——《離騷》《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九辯》《招魂》《大招》10篇作品。至於《惜誓》《招隱士》《哀時命》《九嘆》《九思》等漢人的模擬的作品，則我們可以不必注意，正如我們之不必注意於《楚辭後語》中的52篇模擬的作品一樣。所以現在置它們於不論，只論屈、宋諸人的作品。

  屈原是《楚辭》中最偉大的一個作家，全部《楚辭》中，除去幾篇別的作家的作品外，便可以成了一部「屈原集」。古代的詩人，我們都不大知道他們的名字，《詩經》里的詩歌，幾乎都是無名作家所作的，偶然知道他們名字的幾個詩人，其作品又不大重要，只有屈原是古代詩人中最有光榮之名的、最占有重要的地位的一個。在中國上古文學史，要找出一個比他更偉大或可以與他比肩的詩人，是不可能的。但我們對於這個大作家，卻不大知道他的生平；除了《史記》里一篇簡略的《屈原傳》之外，別的詳細的材料，我們不能再尋到了。

  

  屈原，名平，為楚之同姓。約生於公元前343年（即周顯王二十六年，楚宣王二十七年），或雲，他生於公元前355年。初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原是懷王很信任的人。有一個上官大夫，與屈原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原屬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原不肯給他。上官大夫因在懷王前讒害屈原道：「王使屈原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屈每自伐其功，以為非他不能做。」懷王怒，遂疏遠屈原。屈原疾王聽之不聰，讒陷之蔽明，邪曲之害公，方正之不容，於是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屈原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適懷王為張儀所詐，與秦戰大敗，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懷王曰：「不欲得地，願得張儀。」儀至楚，厚賂懷王左右，竟得釋歸。屈原自齊返，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後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王欲行，屈原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竟客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子蘭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發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乃作《懷沙》之賦，於是懷石自投汨羅以死。死時約為公元前290年（即頃襄王九年）左右。他的死日，相傳是五月五日；這一日是中國的很大的節日，競賽龍舟，投角黍於江，以吊我們的大詩人屈原，到現在尚是如此——雖然現在的端午節已沒有這種吊悼的情意在裡面。

  近來有些人懷疑屈原的存在，以為他也如希臘的荷馬、印度的瓦爾米基一樣，是一個為後人所虛擬的大作家。其實屈原的詩與荷馬及瓦爾米基的詩截然不同。荷馬他們的史詩，是民間的傳說的集合融冶而成者；屈原的詩則完全是抒寫他自己的幽苦愁悶的情緒，帶著極濃厚的個性在裡面，大部分都可以與他的明了的生平相映照。所以荷馬他們的史料，我們可以說是「零片集合」而成的，荷馬他們的自身，我們可以說是「零片集合者」。至於屈原的作品及屈原的自身，我們卻萬不能說他或它們是虛擬的人物或「零片集合」而成的作品。因為屈原的作品，本來是融成一片的，本來是顯然地為一個詩人所創作的。如果說《離騷》《九章》等作品不是屈原作的，那麼，當公元前340至前280年之間，必定另有一個大詩人去寫作這些作品。然而除了屈原之外，那時還有哪一個大詩人出現？還有哪一個大詩人的生平能與《離騷》等作品中所敘的情緒與事跡那樣的切合？

  屈原的作品，據《漢書·藝文志》說，有賦25篇。據上面所列的表，王逸注本與朱熹集注本所收的屈原作品皆為7種，但《九歌》有11篇，《九章》有9篇，合計正為25篇，與《漢志》合。（對於這25篇的篇目，論《楚辭》者尚有許多辯論，這裡不提及，因為這是很小的問題。）不過這25篇的作品究竟是否皆為屈原作的呢？

  《離騷》與《九章》之為屈原的作品，批評家都沒有異辭。我們在它們裡面，可以看出屈原的豐富的想像，幽沉的悲思，與他的高潔的思想。《離騷》不唯為上古的最偉大的作品，也是中國全部文學史上罕見的巨作。司馬遷以為：「《離騷》者，猶《離憂》也。」班固以為：「離，猶遭也。騷，憂也。」二說中，以班固之說較明。（《離騷》，英人譯為「Fallen into Sorrow」，其意義極明白。《離騷》的全譯本在英文中有Legge教授所譯的一本。）《離騷》全部共370餘句，自敘他的生平與他的願志；他的理想既不能實現，於是他最後只好說：「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是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在《離騷》中，屈原的文學天才發展到極高點。他把一切自然界，把歷史上一切已往的人物，都用他的最高的想像力，融冶於他的彷徨幽苦的情緒之下。試看：

  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駟玉虬以乘鷖兮，溘埃風余上征。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懸圃。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鸞凰為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吾令鳳鳥飛騰兮，又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紛總總其離合兮，斑陸離其上下。吾令帝閽開關兮，倚閶闔而望予。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而延佇。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閬風而馬。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溘吾游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以結言兮，吾令蹇修以為理。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其難遷。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發乎洧盤。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游。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瑤台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吾令鴆為媒兮，鴆告余以不好。……鳳凰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遙。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閨中既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而與此終古。（《離騷》）

  在這一小段中，他把許多歷史的人物、神話上的人物，如羲和，如望舒，如飛廉，如豐隆，如宓妃，如有娀之佚女，如少康，如有虞之二姚；許多神話上的地名，如咸池，如扶桑，如春宮，如窮石，如洧盤；許多禽鳥與自然的現象，如鸞鳳，如飄風，如雲霓，如鴆，都會集在一處，使我們不但不覺其繁複可厭，卻反覺得它的有趣，如在讀一段極美麗的神話，不知不覺地被帶到他的想像之國里去，而如與他同游。這種藝術的手段實是很可驚異的！

  《九章》中的9篇作品，每篇都是獨立的，著作的時間也相差很遠，有的在將沉江之時作的（如《懷沙》），有的在他被頃襄王謫遷的時候作的（如《哀郢》與《涉江》）。不知後人為什麼把它們包含在一個「九章」的總題目之下？我們讀這9篇作品，可以把屈原的生平及思想看得更明白些。

  《天問》，有的人以為非屈原所作的。英國的魏萊（Arthur Waley）在他的英譯的《中國詩選》第三冊「The Temple and Other Poems」中曾說，《天問》顯然是一種「試題」，不知何故被人雜入屈原的作品中。我們細看《天問》，也覺得它是一篇毫無情緒的作品；所問的都是關於宇宙的、歷史的、神話的問題，並無什麼文學的價值，可其絕非為我們的大詩人屈原所作的。且它的句法都是四言的，與《楚辭》的風格也絕不相同。但這篇文字，在歷史學上卻是一篇極可珍異的東西。在它裡面，我們可以考出許多古代歷史上的事跡與古人的宇宙知識。

  《遠遊》亦有人懷疑它非屈原所作的。懷疑的主要理由，則在於文中所舉的人名，如韓眾等，並非屈原時代所有的。

  《卜居》與《漁父》二篇之非屈原的作品，則更為顯明，因為它們開首便都說：「屈原既放」，明為後人的記事，而非屈原所自作的。這兩篇東西，大約與關於管仲的《管子》，關於晏嬰的《晏子》一樣，乃為後人記載他們的生平及言論而作，而非他們自己所作的。但在《卜居》與《漁父》中，屈原的傲潔的不屈於俗的性格與強烈的情緒，卻未被記載者所掩沒。

  《九歌》中有許多篇極美麗的作品，我們讀到《湘夫人》里的「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裊裊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讀到《山鬼》里的「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狖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諸句，未有不被其美的辭句所感動的。《九歌》之名，由來已久，如《離騷》中言：「啟《九辯》與《九歌》兮」，又言：「奏《九歌》而舞《韶》兮。」《天問》中亦言：「啟棘賓商，《九辯》，《九歌》。」於是有的批評家便以為《九歌》原是楚地的民歌，不是屈原所作的。有的批評家便以為《九歌》是古曲，王逸卻說：

  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怫鬱，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為作九章之曲。（《楚辭·九歌》）

  這是說屈原作《九歌》，乃為楚地祀神之用的。我覺得民間的抒情詩歌都是很短的，稍長的民歌便詞意卑俗，無文學上的價值，看小書攤上所有的「小曲」即可知；其文辭秀美，情緒高潔者，大都為詩人之創作，或詩人的改作，而流傳於民間，為他們所傳誦者。（如廣東的《粵謳》，據說都是一位太守作的。）以此例彼，那麼，如《九歌》之詞高文雅，似必非楚地的民眾所自作，而必為一個詩人為他們寫作出來的，或所改作出來的了。所以王逸的話較別的批評家更為可信。至於作者是屈原或是別的無名詩人，則我們現在已無從知道。

  宋玉是次於屈原的一位楚國的大作家。他的作品在《楚辭》中只有兩篇，一為《九辯》，一為《招魂》。其他，見於《文選》中者，有《風賦》《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4篇；見於《古文苑》者，有《笛賦》《大言賦》《小言賦》《諷賦》《釣賦》《舞賦》6篇，合之共12篇，與《漢書·藝文志》所著錄之《宋玉賦》16篇，數目不合；如以《九辯》作為9篇計算，則共為20篇，又較《漢志》多出4篇。大約《漢志》所著錄之本久已亡失。有許多人以為宋玉是屈原的弟子，這是附會的話。《史記·屈原傳》說：

  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

  可見，宋玉未必能及見屈原，大約宋玉的生年，總在於公元前290年左右（屈原自沉的前後），約卒於公元222年以前（即楚亡以前）。至於他的生平，則《史記》並未提起。除了在他的賦里看出些許外，他處別無更詳細的記載。大約他於年輕時曾在楚襄王那裡（約當襄王末年），做過不甚重要的官，其地位至多如東方朔、司馬相如、枚皋之在漢武帝時。其後便被免職，窮困以死。死時的年齡必不甚老。

  在宋玉的賦中，《笛賦》顯然是後人依託的，因為其中乃有「宋意將送荊卿於易水之上，得其雌焉」之句。其他《風賦》《高唐賦》《神女賦》《大言賦》《小言賦》《登徒子好色賦》《諷賦》《釣賦》《舞賦》9篇，亦似為後人所記述而非宋玉所自作。因為這9篇中都稱「宋玉」，稱「楚襄王」或「襄王」，與《卜居》《漁父》之稱「屈原既放」一樣，顯然可以看出是後人記述的，正與後人記述管仲的事為《管子》一書而稱為「管仲」所自著者同例。但這幾篇賦，雖未必出於宋玉之手，其辭意卻很有趣味，很有價值，顯出作者的異常的機警與修辭的技巧，使我們很高興讀它們，與漢人諸賦之務為誇誕、堆飾無數之浮辭、讀之令人厭倦者，其藝術之高下真是相差甚遠。如：

  楚襄王既登陽雲之台，令諸大夫景差、唐勒、宋玉等並造《大言賦》，賦畢而宋玉受賞。王曰：「此賦之迂誕則極巨偉矣！抑未備也。且一陰一陽，道之所貴，小往大來，剝復之類也。是故卑高相配，而天地位；三光並照，則大小備。能大而不小，能高而不下，非兼通也。能粗而不能細，非妙工也。然則上座者未足明賞賢人。有能為《小言賦》者，賜之雲夢之田。」景差曰：「載氛埃兮乘剽塵；體輕蚊翼，形微蚤鱗，聿遑浮踴，凌雲縱身。經由針孔，出入羅巾。飄妙翩綿，乍見乍泯。」唐勒曰：「柝飛糠以為輿，剖粃糟以為舟。泛然投乎杯水中，淡若巨海之洪流。憑蚋眥以顧盼，附蠛蠓而邀游。准寧隱微以原存亡而不憂。」又曰：「館於蠅須，宴於毫端，烹虱脛，切蟣肝，會九族而同嚌，猶委余而不殫。」宋玉曰：「無內之中，微物潛生。比之無象，言之無名。蒙蒙滅景，昧昧遺形。超於太虛之域，出於未兆之庭。纖於毳末之微蔑，陋於茸毛之方生。視之則眇眇，望之則冥冥。離朱為之嘆悶，神明不能察其情。二子之言，磊磊皆不小，何如此之為精。」王曰：「善！」賜以雲夢之田。（《小言賦》）

  楚襄王與宋玉游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果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王異之。明日以白玉。玉曰：「其夢若何？」王曰：「晡夕之後，精神恍惚，若有所喜，紛紛擾擾，未知何意。目色髣髴，乍若有記。見一婦人，狀甚奇異。寐而夢之，寤不自識。罔兮不樂，悵然失志。於是撫心定氣，復見所夢。」玉曰：「狀如何也？」王曰：「茂矣，美矣！諸好備矣！盛矣，麗矣！難測究矣！上古既無，世所未見，瓌姿瑋態，不可勝贊。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樑；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須臾之間，美貌橫生，曄兮如華，溫乎如瑩，五色並馳，不可殫形。詳而視之，奪人目精。其盛飾也，則羅紈綺繢盛文章，極服妙采照萬方。振繡衣，被褂裳。穠不短，纖不長。步裔裔兮曜殿堂，忽兮改容，婉若游龍乘雲翔。嫷被服，俛薄裝，沐蘭澤，含有芳，性和適，宜侍旁，順序卑，調心腸……」（《神女賦》）

  大夫登徒子侍於楚王，短宋玉曰：「玉為人體貌閒麗，口多微詞，又性好色，願王勿與出入後宮。」王以登徒子之言問宋玉。玉曰：「體貌閒麗，所受於天也。口多微辭，所學於師也。至於好色，臣無有也。」王曰：「子不好色，亦有說乎？有說則止，無說則退。」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國，楚國之麗，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東家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然此女登牆窺臣三年，至今未許也。登徒子則不然，其妻蓬頭攣耳，唇歷齒，旁行踽僂，又疥且痔。登徒子悅之，使有五子。王熟察之，誰為好色者矣？……」（《登徒子好色賦》）

  《諷賦》與《登徒子好色賦》其辭意俱極相似，大約本是一賦，其後演變而為二的；或宋玉原有這一段事，因為記述這段事者有兩個人，故所記各有詳略及互異處。

  在宋玉的所有作品中，其可稱為他自己所著的，只有《楚辭》里的兩篇：《招魂》與《九辯》。但《招魂》一篇，尚有人把它歸之於屈原的著作表裡面。不過他們卻沒有什麼充分的理由說出來。所以我們與其剝奪宋玉的《招魂》的著作權而並歸之於屈原，毋寧相信它們是宋玉所作的。且在文辭與情思二方面，這一篇東西也都與屈原的別的作品不同。最可以使我們看出宋玉的特有的情調的是《九辯》：

  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憭栗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泬寥兮天高而氣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憯淒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愴怳悢兮去故而就新。坎廩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廓落兮羈旅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燕翩翩其辭歸兮，蟬寂漠而無聲；雁廱廱而南遊兮，鵾雞啁哳而悲鳴。獨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時亹亹而過中兮，蹇淹留而無成。（《九辯》第一節）

  《楚辭》中尚有一篇《大招》，王逸以為是屈原或景差作；朱熹則逕斷為景差作。景差與宋玉同時，《史記·屈原傳》里曾提起他的名字，宋玉的《大言賦》與《小言賦》里也有他的名字。大約他與宋玉一樣，也是楚王的一位不甚重要的侍臣。其他事實則我們毫無所知。他的著作，除了這篇疑似的《大招》以外，別無他篇。《漢書·藝文志》著錄的，只有《唐勒賦》4篇，並無景差的賦。所以這篇《大招》究竟是不是他作的，我們實無從斷定。不過《大招》即不是景差作的，也不能便說是屈原作的，因為《大招》的辭意與《招魂》極相似，而屈原的情調，卻不是如此。

  魂兮歸來！去君之恆干，何為四方些？舍君之樂處而離彼不祥些。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托些！（中敘四方及上下之不可居與反歸故居之樂）酎飲盡歡，樂先故些。魂來歸兮，反故居些。（《招魂》）

  魂魄歸徠，無遠遙只。魂乎歸徠，無東無西，無南無北只！東有大海，溺水浟浟只。（中敘四方之不可居與反歸故居之樂）昭質既設，大侯張只。執弓挾矢，揖辭讓只。魂乎徠歸，尚三王只。（《大招》）

  這兩篇的結構是完全相同的，意思是完全相同的，僅修辭方面相歧異而已。我們雖不敢斷定地說，這兩篇本是由一篇東西轉變出來的，但至少我們可以說，《招魂》與《大招》的文意與結構必當時有一種規定，如現在喪事或道觀拜天時所用的榜文、奏文一樣，因為這兩篇是兩個詩人作的，所以文意結構俱同而修辭不同。或者這兩篇文字當中，有一篇是原作，有一篇是後人所擬作的也說不定。

  《楚辭》與《詩經》不同，它是詩人的創作，是詩人的理想的產品，是詩人自訴他的幽懷與愁郁，是欲超出於現實社會的混濁之流的作品，而不是民間的歌謠與征夫或憂時者及關心當時政治與社會的擾亂者的嘆聲與憤歌，所以我們在它裡面，不能得到如在《詩經》里所得到的同樣的歷史上的許多材料。但它的在文學上的影響已足使它占於中國文學史里的一個最高的地位；同時，它的本身，在世界的不朽的文學寶庫中也能占到一個永恆不朽的最高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