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戀的風會

  同性戀的現象，有時候，在有的地方，會發達成一種風氣。古遠的無可查考，即如清代的福建、廣東以及首都所在地的北京，都有過這種風氣。

  褚人獲《堅瓠集》中有《南風》一則，稱此風「閩廣兩越尤甚」。袁枚《子不語》講胡天保做「兔兒神」的一節說，胡天保既死，「逾月託夢於其里人曰：『我以非禮之心，干犯貴人，死固當然，畢竟是一片愛心，一時痴想，與尋常害人者不同，冥間官吏俱笑我，揶揄我，無怒我者；今陰官封我為兔兒神，專司人間男悅男之事，可為我立廟招香火。』閩俗原有聘男子為契弟之說，聞里人述夢中語，爭醵錢立廟，果靈驗如響，凡偷期密約有所求而不得者，咸往禱焉。」這是一派神話，但神話大抵有社會學的根據，並非完全向壁虛構。閩俗契哥契弟之說原是流傳已久的。至冥間官吏的態度，只是嘲笑、揶揄而不怒，也正是陽間社會的態度；中國社會對於這一類變態的態度，一向也恰恰就是這樣，與西洋的迥然不同。（西洋在拿破崙別製法典以前，同性戀的代價是死刑！）也唯有在這種比較寬大的態度下，同性戀才會成為一時一地的風氣。

  唐人小說盧仝的《玉泉子》有《杜宣猷》一則下說：「諸道每歲進閹人，所謂私白者，閩為首焉，且多任用，以故大閹以下，桑梓多繫於閩，時以為中官藪澤。」這一層不知和後來契哥契弟的風氣有無淵源的關係，年代相隔甚遠，未便妄加推斷，不過閹人容易成為同性戀的對象是我們在上文已經討論到的。

  廣州一帶女子同性戀的風氣是比較後起的事。海禁開放，廣東最得風氣之先，女子獲取職業自由與經濟獨立的機會，從而脫離男子與家庭的羈絆也最早。說不定這其間有些因果關係。深居簡出的女子容易發展同性戀是一個比較常見的趨勢，而這顯然是某一時代的比較短期的反響了；大抵婦女解放的過程，男女社交的發達，到達相當程度以後，這種風氣自然會趨於消滅。關於廣州女子的此種風氣，記述得最肯定的是張心泰的《粵游小志》；張氏在《妓女》一則下說：「廣州女子多以結盟拜姊妹，名『金蘭會』。女出嫁後，歸寧恆不返夫家，至有未成夫婦禮，必俟同盟姊妹嫁畢，然後各返大家；若促之過甚，則眾姊妹相約自盡。此等弊習為他省所無。近十餘年，風氣又復一變，則竟以姊妹花為連理枝矣。且二女同居，必有一女儼若藁砧者。然此風起自順德村落，後漸染至番禺，沙茭一帶，效之更甚，即省會中亦不能免。又謂之『拜相知』，凡婦女訂交後，情好綢繆，逾於琴瑟，竟可終身不嫁，風氣壞極矣。」上文說女子同性戀的例子不易見於記載，祝氏妾與某氏女的同死，只好算是聊備一格；張氏的記載里雖無個別的例子可查，但事實上是等於千百個例子的總論，也可以差強人意了。

  倡優並稱，原是一種很古老的習慣，但稱謂上「優」既列在「倡」後，事實上優的地位也並不及倡。據說在「相公」或「像姑」風氣最盛的時代和地方，伶人對妓女相見時還得行禮請安。理由是很顯然的，妓女是異性戀的對象，還算比較正常的，並且一旦從良，生有子女，將來還有受誥封的希望，而做優伶的男子，則可能成為同性戀的對象，那是很不正常的，在社會道德的眼光里永無洗拔的日子。在清代，優伶的子孫，以至於受逼被奸的男子，不許應科舉考試，是載在法令的，就是很好的例證（說詳拙作《中國伶人血緣之研究》，236—237頁）。

  上文的十二個例子裡，有兩個例子提到過伶人和相公的關係，一是以伶人而兼做相公的方俊官，一是有相公資格而被錯認為伶人的春江公子。兩例都發生在北平，以時代論，大概都在乾隆年間，而從乾嘉以至清代末年，正是相公業最發達的時代，也就是陳森的《品花寶鑑》一書所描繪的時代，《品花寶鑑》是道光年間寫的。至於在乾嘉以前，北京既久已為首都，此種風氣當然不會沒有，不過範圍總屬有限，只有少數特別的例子足以轟動一時罷了。讀者到此，會很容易聯想到《紅樓夢》里的柳湘蓮，於一次堂會演劇之後，被薛氏子錯認為相公一流，妄思染指。不過這是說部中的例子，不足為憑。至於實例，則如崇禎年間從陝西到北京的宋玉郎，說亦見鈕琇《觚賸》。又如清初從蘇州入京的王紫稼，便是當時的詩人如錢謙益、龔鼎孳、吳偉業、陳其年等爭相歌頌的王郎。後因縱淫不法，被置於法。尤侗的《艮齋雜說》說：「予幼時所見王紫稼，妖艷絕世，舉國趨之若狂，年三十，游長安，諸貴人猶惑之……後李琳枝御史按吳，錄其罪，立枷死。」徐　　的《續本事詩》也錄其事。吳偉業《梅村集》中的《王郎曲》最為後世艷稱，曲中有句說：「王郎三十長安城，老大傷心故園曲，誰知顏色更美好，瞳神剪水清如玉；五陵俠少豪華子，甘心欲為王郎死：寧失尚書期，恐見王郎遲；寧犯金吾夜，難得王郎暇，坐中莫禁狂呼客，王郎一聲聲頓息……」也足見王郎的魔力了。王紫稼的事，亦見後來梁紹壬的《兩般秋雨庵隨筆》卷四。我們還可以舉第三個例子，就是乾隆中葉自四川金堂入京的魏三，一作韋三，也曾經風靡一時，當時人的筆記如禮親王的《嘯亭雜錄》之類甚至說：「一時不得識交魏三者，則不以為人。」他是現在旦角梳水頭和踩高蹺的發明人。魏三生平，詳吳太初《燕蘭小譜》。沈起鳳《諧鐸》的「南部」一則里，對他有很嚴厲的評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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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伶業與相公業兼營的風氣，終究是到了乾嘉以後才盛行。清代無官妓之制，中葉前後，更不許京官狎妓，犯夜之禁極嚴，於是一種具有自然趨勢的少數人的習癖進而為一種風氣，以至於一種制度，在當時稱為「私寓」制度。私寓開始的年代，我們不詳，但它的收場，我們是知道的。清末北京伶界有一個開明分子叫田際雲，藝名想九霄，他「以私寓制度，為伶界奇恥，欲上書廢止之（宣統三年），呈未上而被有力者阻撓；御史某受賄，誣彼以暗通革命黨，編演新劇，辱罵官僚，下諸獄者百日。民國成立，彼以貫徹初衷故，請願禁止私寓，終致成功」。（鹿原學人《京劇二百年史》260—261頁。）

  關於相公的風氣或私寓制度的內容，我們不預備細說，既成制度，其為傾靡一時，已經是可想而知的。不過，作者以前因研究伶人的血緣的關係，篋中曾經收集到不少關於伶人的匯傳的文獻，都屬於這時期以內的。伶人之所以會有人替他做傳，又因類歸納，分格品題，而成匯傳，這其間除了藝術的欣賞而外，必有弦外之音，而此弦外之音無他，就是同性戀的傾向。如今不妨把此種傾向比較顯著、比較「顧名」即可「思義」的若干書目列後：這十多種作品的「捧角」的意味都很重。第一，從書名上可以看出來，有的竟等於開「花榜」，好像唐宋以來對待妓女的故事一樣（明代最甚，見《續說郛》及李漁笠翁的劇本《慎鸞交》）。第二，從作者的假名上可以看到，書名里既大都有「花」和「香」一類的字樣，作者的名字自然不得不有樵採、漁釣、摘擷一類的字樣。而《眾香國》一書的作者自稱為「眾香主人」，雖說一廂情願，亦是情見乎詞，其為有熱烈的同性戀傾向的人，是最為明顯的。

  一種風氣的造成，因素雖多，物以類聚和處領袖地位者的榜樣究屬是最重要的兩個。即如上文提到的畢秋帆，因為有了一個「狀元夫人」，據說他的幕僚也大都有一些「男風」的癖習。錢泳梅溪的《履園叢話》是清人筆記里比較很切實的一種，中間（卷二十二）有《打兔子》一則說：「畢秋帆先生為陝西巡撫，幕中賓客，大半有斷袖之癖：入其室者，美麗盈前，笙歌既協，歡情亦暢。一日，先生忽語云：『快傳中軍參將，要鳥槍兵弓箭手各五百名，進署侍候。』或問：『何為？』曰：『將署中所有兔子，俱打出去。』滿座有笑者，有不敢笑者……後先生移鎮河南，幕客之好如故，先生又作此語。余（錢氏自稱）適在座中，正色謂先生曰：『不可打也。』問：『何故？』曰：『此處本是梁教王兔園！』先生復大笑。」「要鳥槍兵弓箭手各五百兵，才敷差遭，也正見同性戀者數量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