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分史傳中的實例

  不過春秋時代的第一個同性戀的實例，也是記載上所見到的第一個實例，是出在齊國。《晏子春秋》里有如下的一段記載：

  景公蓋姣。有羽人視景公僭者。公謂左右曰：「問之，何視寡人之僭也？」羽人對曰：「言亦死，而不言亦死，竊姣公也。」公曰：「合（俞樾說，疑應作否字）色寡人也，殺之。」晏子不時而入見曰：「蓋聞君有所怒羽人。」公曰：「然，色寡人，故將殺之。」晏子對曰：「嬰聞拒欲不道，惡愛不祥，雖使色君，於法不宜殺也。」公曰：「惡，然乎！若使沐浴，寡人將使抱背。」

  漢劉向校定《晏子春秋》的時候，就把這一段極有趣的故事，列入「不合經術者」的「外篇」，又別作說明，說「又有頗不合經術，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辯士所為者，故亦不敢失，復以為一篇」，即今「外篇第八」，而這段故事便是外篇中的第十二章。元人刻此書，在這一章下注著說：「此章不典，無以垂訓，故著於此篇。」清盧文昭所藏吳勉學本《晏子春秋》，據說就沒有這一章。近人張純一作此書校注，也於章末作案語說：「此章當刪。」我們如今應當感謝的是，此章雖「不合經術」，卻始終沒有被人刪去。不合經術就是不經，不經就是不正常，同性戀與異性戀相較，的確是不正常，但亦不必刪削。《鄭風·子矜》，信如程綿莊所說，是一首兩男相悅之詞，孔子刪詩也沒有把它挑剔出來，扔在字紙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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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實例是衛靈公之於彌子暇，這在韓非子的《說難篇》里和劉向的《說苑》里均有記載。《說難篇》里說：

  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刖。彌子瑕母病，人聞有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忘其犯刖罪。」異日，與君游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啖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啖寡人。」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啖我以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變也。

  世稱同性戀為「餘桃斷袖」之癖，一半就以這故事做典據，其餘一半見後。

  《鄭風·子矜》一詩所歌詠的是不是同性戀，我們不敢斷言，不過晉人阮籍的詩里，確乎有專詠戰國時代兩個同性戀的例子而藉以寄興的一首詩。阮氏有《詠懷詩》十七首，第三首是：

  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

  夭夭桃李花，灼灼有輝光。

  悅懌若九春，磬折似秋霜，

  流盼發姿媚，言笑吐芬芳；

  攜手等歡愛，宿昔同衣裳，

  願為雙飛鳥，比翼共翱翔；

  丹青著明誓，永世不相忘！

  安陵與龍陽便是戰國時代的兩個同性戀的實例了。前者出《戰國策·楚策》，後者出《戰國策·魏策》，亦均見劉氏《說苑》。安陵君的故事是這樣的：

  江乙說於安陵君，曰：「君無咫尺之地，骨肉之親，處尊位，受厚祿；一國之眾，見君莫不斂衽而拜，撫委而服，何以也？」曰：「王過舉而色，不然無以至此。」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則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是以嬖色不敝席，寵臣不避軒（按避字亦應作敝或弊，見《文選》阮籍《詠懷詩》注）；今君擅楚國之勢，而無以自結於王，竊為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則奈何？」曰：「願君必請從死，以身為殉，如是必長得重於楚國。」安陵君曰：「謹受令。」

  三年而弗言。江乙復見曰：「臣所為君道，至今未效，君不用臣之計，臣請不敢復見矣。」安陵君曰：「不敢忘先生之言，未得間也。」

  於是楚王游於雲夢。結駟千乘，旌旗蔽天，野火之起也若雲蜺，兕虎嗥之聲若雷霆。有狂兕 　車依輪而至；王親引弓而射；一發而殪。王抽旄而抑兕首，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游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安陵君泣數行下而進曰：「臣入則編席，出則陪乘，大王萬歲千秋之後，願得以身試黃泉，蓐螻蟻，又何如得此樂而樂之？」王大說，乃封壇為安陵君。

  宋鮑彪注說安陵君名壇，失其姓。《說苑》，壇作纏。唐人所輯的《藝文類聚》則也作壇。楚王，《說苑》作楚共王，而今之《楚策》則次於楚宣王之後。

  龍陽君的故事則見《魏策》：

  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如是何不相告也？」對曰：「臣無敢不安也。」王曰：「然則何為涕出？」曰：「臣為王之所得魚也。」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臣直欲棄臣前之所得矣；今以臣之兇惡，而得為王拂枕席；今臣爵至人君，走人於庭，避人於途；四海之內，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而趨大王，臣亦猶曩臣之前所得魚也，臣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出乎？」魏王曰：「誤，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內，曰：「有敢言美人者族。」

  龍陽君姓名均不傳。所稱魏王又不知究屬是哪一個，唯《策》中則次之於安釐王后。元人吳師道重加校注本說：「此策不知何王，未可以安釐衰季之世，遂附之也。」無論如何，後人稱同性戀為「龍陽」，源出於此。

  安陵與龍陽兩例也有人以為不是男子，而是女子。吳師道重加校注本，於龍陽君下辨正說：「幸姬也，《策》言『美人』，又雲『拂枕席』，此非楚安陵君、鄢陵君、壽陵君、趙建信君之比；長孫佐輔於《武陵》等待，用『前魚』字，皆以宮人言之。」這種辯證的說法也未免太天真了，好像「拂枕席」的人非「幸姬」不可，而嫉妒女的美人得寵的人，更非自己是一個女的美人不可！長孫佐輔是唐德宗時候的詩人，偶爾引用前後魚來比擬宮人，注意之點原在寵幸的前後得失，而不在對象是男是女，又何嘗不可以。另一個唐人司馬貞，作《史記索隱述贊》，於《佞幸列傳》後面說「泣魚竊駕，著目前論」，也引用到這個「魚」字的典故，吳氏不參考到他，而偏要參考到一個詩人，這也是令人難於索解的。吳氏把楚安陵君和邵陵君、壽陵君以及趙國的建信君相比，也欠斟酌。安陵君事已見上文；鄢陵君與壽陵君見《楚策》莊辛諫楚襄王章，建信君見《趙策》孝成王下；都是所謂幸臣，但應知所謂幸的程度很不一致，安陵君的幸可以到「入則編席」的程度，而鄢陵壽陵，則記載所及，只到一個「出則陪乘」的程度，關於建信君，則「從輦」而外，史有「所以事王者以色」的話，但「事」到什麼程度，則又不詳。所以至少就留傳的記載而論，安陵君是不便與其餘三人相提並論的。所謂「入則編席」是否與「拂枕席」同一意義，我們固然不敢斷言，但在十分天真的吳師道氏看來，大概是不同的，因為照他的看法，「拂枕席」絕不是男子之事。至於安陵君，後世確也有誤以為女子的。唐林寶《元和姓纂》說：「安陵小國，後氏之，安陵纏，楚王妃。」

  這時代里還有一個美如女子的男子叫子都，一說姓馮。孟子也說到「不識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後世引用到子都，有以為美男子的代表的，也有以為同性戀的對象的，可惜文獻不足，一時無從細究了。

  司馬遷作《史記》，班固作《漢書》，在列傳部分特立「佞幸」一門，也替我們留下好幾個同性戀的例子。合併了兩書中《佞幸傳》的內容說，前漢一代幾乎每一個皇帝有個把同性戀的對象，或至少犯一些同性戀傾向的嫌疑：

  高帝　　籍孺

  惠帝　　閎孺

  文帝　　鄧通、宦者趙談、北宮伯子

  景帝　　周仁

  昭帝　　金賞

  武帝　　韓嫣、韓說、宦者李延年

  宣帝　　張彭祖

  元帝　　宦者弘慕、石顯

  成帝　　張放、淳于長

  哀帝　　董賢

  所謂佞幸，程度自大有不齊，方式亦不止一類，方式之中，同性戀當然是一種。但究屬依戀到什麼程度，各例之間，大約也很有區別。姑且歸納成下列的四類：

  一，非宦者——同性戀意味甚少，也許是完全沒有的。二，非宦者——同性戀意味較多以至於很顯然的。三，宦者——同性戀意味較少的。四，宦者——同性戀意味較多的。

  屬於第一類的是：景帝的周仁、昭帝的金賞、武帝的韓說、宣帝的張彭祖、成帝的淳于長。關於周仁，《史記》說「寵最過庸，不乃甚篤」。關於金賞，《漢書》也有同性戀的說法。至於韓說，兩書只說他「佞幸」或「愛幸」。《漢書》說張彭祖「少與帝微時同席研書，及帝即位，彭祖以舊恩封陽都侯，出常參乘，號為愛幸；[然]其人謹敕，無所虧損」。淳于長「愛幸不及張放」，《漢書》又說他「多畜妻妾，淫於聲色」，並且還和許皇后姊龍雒思侯的寡妻名叫孊的私通，後又取為小妻，足證其同性戀的興趣，無論主動或被動，是不會濃厚到什麼程度的。

  高帝的籍孺、惠帝的閎孺、文帝的鄧通、武帝的韓嫣、成帝的張放和哀帝的董賢，則屬於第二類。關於二孺，《史記》說：「此兩人非有才能，徒以婉佞貴幸，與上臥起……孝惠時，郎侍中皆冠　　貝帶，傅脂粉，化閎籍之屬也。」《漢書》襲用這一段文字，幾乎完全一樣。二孺後來都「徙家安陵」，這安陵和上文安陵君所封的安陵固然不是一地，一在今陝西咸陽，一在今河南郾城，但也正不妨先後輝映。

  籍孺、閎孺的孺字很值得研究。孺的本義是乳子，是童子。《祀記·曲禮》下說：「大夫曰孺人」，即大夫之妻稱孺人；注說：「孺之言屬」也；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說：「按，妻與孥，類也。」所以《左傳》哀公三年，季桓於妻南氏，即稱孺子，叫「南孺子」；《戰國策·齊策》說：「齊[閔]王夫人死，有七孺子者皆近」，可以繼立為夫人，如今籍孺、閎孺也名為孺，可見孺字的用法，到此前後共有三個。最初，只限於男童；後來又用到妻子身上，認為妻孥可以屬於一類，無妨通用；最後，除了普通的用法而外，又用到一種特別的男童以至於男人身上，而這種男子，雖然性別屬男，而頗能執行「妻道」或「妾婦之道」。籍孺、閎孺顯然就是這一種男子了。這不是很有趣麼？妻孥可以通用一個孺字，就近代性的生物學和性的生理學說，倒也不無根據，因為男女兩性之中，就發育與分化的程度論，女性本屬比較落後，或女性發育雖較早，而停止更早，呈一種中途阻滯的現象，因此和幼稚狀態（infantilism）很相近，女性的發音尖銳，頷下不生毛髮等特徵，都是和兒童一般的。如今再進一步，讓有些女性的男子和尋常做妻子的女子通用一個孺字，當然是更有理由，大凡有被動性的同性戀傾向的男子，在身心兩方面往往和女子很相像，這是無須再加解釋的。

  在當時，大概孺字的用法和優字的用法是屬於同一個性質的，即都是指一種比較特殊的人。《史記·佞幸列傳》後面緊接著的《滑稽列傳》就敘到楚國的優孟和秦國的優旃。優是一種樂人，「善為笑言」，並且借了笑言來諷刺，後來成為戲子，和伶字沒有很大的區別。孺大概就成為以色媚人的男子的專稱了。既有專稱，則此種人當不在少數，不過籍孺、閎孺二人，因為見幸於兩個皇帝，所以在史傳上留下了名字。

  鄧通、韓嫣、張放、董賢也屬於這第二類，但因為他們都是士人出身，所以不能再稱為「孺」。關於鄧通，《史記》說文帝「時時如通家遊戲」，通亦「自謹其身以媚上」，「文帝嘗病癰，通常為帝唶吮之」，證明他的愛文帝，在任何人之上，即太子以父子之親亦有所不及。韓嫣與武帝於讀書時即相愛，及武帝為太子，更相親昵，後又「常與上臥起」。《漢書》關於這兩人的記載也因襲《史記》，沒有很大的變動。《漢書》說張放之於成帝，也常同臥起，且「俱為微行出入」。董賢在這許多例子中所造就的地位最高，年二十二，即為三公，哀帝興會所至，甚至於要把漢家天下禪讓給他。《漢書》說他「為人美麗自喜，哀帝望見，悅其儀貌」，不久便出則參乘，入同臥起。「嘗晝寢，偏籍上袖，上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乃斷袖而起，」恩愛一至於此，「餘桃斷袖」，向為同性戀的一個雅稱，斷袖的典故就托始於此。

  屬於第三類的例子是文帝的趙談、北宮伯子、元帝的弘恭石顯。趙談，太史公因避父諱，改稱趙同，「以星氣幸，常為文帝參乘」，太史公在別處也有過「同於參乘，袁絲變色」的話，北宮伯子則「以愛人長者」見幸。《漢書》說他們在愛幸的程度上，都「不比鄧通」。弘恭石顯只是以巧佞蠱惑元帝，先後擅權，同性戀的痕跡，幾乎完全沒有。不過受過腐刑的所謂閹寺小人，身心兩方面的品性往往與一般的男子不同，其所以能蠱惑人主，而人主終於受其蠱惑，其間多少總有一些性的誘力，是可以斷言的。說見下文。

  第四類只有一個例子，是武帝的李延年。《史記》說他「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這是說都屬於倡籍，都是樂人，是否男女都兼操淫業，則不得而知。以其女弟李夫人之事推之，延年大概原是一個美男子，「坐法腐」以後，便更有女性化的傾向，所以能夠在短期內貴幸起來，與韓嫣相伯仲。兩書也都說他與武帝同「臥起」。《史記》說他「久之寖與中人亂」，《漢書》則說與中人亂的是他的兄弟李季，似乎比較近理；裴駰《史記集解》引徐廣的話，也如此說，大概徐廣就以《漢書》為根據。

  受過腐刑的人是不是容易成為男子同性戀的對象，歷來專家的意見不一致。德國性心理學家希爾虛弗爾德在他的《同性戀》一書的第十一章里，特別申說到閹寺現象或閹型尋常和同性戀並沒有連帶關係。靄理士則不以為然，還引了一些例子做反證，見《性心理學研究錄》第二冊《性的逆轉》315頁。閹寺現象，不論是天生的或人為的，都有顯著的女性化的傾向，原是一個尋常的事實，但二三十年來在這方面做動物試驗的專家，例如德國的湯德勒（Tandler）與格羅斯，又如利普舒茨，都以為經過閹割的動物並不呈雌性化，而成為無性化，或看去依然是像雄的。西班牙在這方面的權威馬拉尼昂，則認為這是一個錯誤的觀察，至少從動物方面得來的結論未必完全適用於人。他說，就在動物中間，一隻閹過的公雞也時常被其他公雞認作母雞，從而作交尾的嘗試，而閹雞自身亦時常作孵卵的姿態，則閹雞有雌性化的傾向，可以推想而知（說詳《性的進化與間性狀態》一書，156頁及注）。根據靄馬二氏的見解，可知從前的宦官，大體說來，是要比一般男子容易有同性戀的傾向，或容易有成為男子同性戀的對象的傾向，是可以無疑的了。所以，趙談、北宮伯子、弘慕、石顯一類的例子，至少總有幾分女性化的傾向，才會得到文帝與元帝的垂青。

  《後漢書》只有《宦者列傳》而無《佞幸列傳》，從此同性戀的事跡在正式的史傳里就不容易看到，特別是在六朝以後。不過後漢的宦者，總有一部分做過同性戀的對象，或可能成為此種對象，我們從范驊在傳末評論中「恩狎有可悅之色」一語裡已經可以看出來。

  從此我們就得跳到晉末及六朝了。《晉書·載記》第十四說到苻堅：

  初，堅之滅燕[慕容]，沖姊為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庭；沖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

  宋王僧達有過兩個同性戀的對象，一是軍人朱靈寶，二是族侄王確。《宋書》卷七十五、《南史》卷二十一僧達本傳都說：

  僧達為太子洗馬，在東宮；愛念軍人朱靈寶；及出為宣城，靈寶已長，僧達詐列死亡，寄宣城左永之籍，注以為己子，改名元序……事發……加禁錮……僧達族子確，年少美姿容，僧達與之私款；確叔父休為永嘉太守，當將確之郡，僧達欲逼留之，確知其意，避不復往，僧達大怒，潛於所住屋後作大坑，欲誘確來別，因殺而埋之，從弟僧虔知其謀，禁呵乃止。

  梁朝的詩人庾信也有一段同性戀的故事，不見於《周書》及《北史》本傳，而見於《南史·梁宗室傳》。《南史》卷五十一長沙王《蕭韶傳》說：

  韶昔為幼童，庾信愛之，有斷袖之歡，衣食所資，皆信所給；遇客，韶亦為信傳酒。後為郢州，信西上江陵，途經江夏，韶接信甚薄，坐青油幕下，引信入宴，坐信別榻，有自矜色。信稍不堪，因酒酣，乃徑上韶床，踐踏肴饌，直視韶面，謂曰：「官今日形容，大異近日。」時賓客滿座，韶甚慚恥。

  《陳書》卷二十和《南史》卷六十八又載有韓子高的一例。《陳書》子高本傳說：

  韓子高，會稽山陰人也，家本微賤。侯景之亂，寓在京都。景平，文帝出守吳興，子高年十六，為總角，容貌美麗，狀似婦人，於淮淆附部伍寄載欲還鄉。文帝見而問之曰：「能事我乎？」子高許諾。子高本名蠻子，文帝改名之。性恭謹，勤於侍奉，恆執備身刀，及傳酒炙。文帝性急，子高恆會意旨……文帝甚寵愛之，未嘗離於左右。文帝嘗夢見騎馬登山，路危欲墮，子高推捧而升之。……

  唐李翊《陳子高傳》所敘略同，惟姓陳而不姓韓：

  陳子高，會稽山陰人，世微賤，織履為生。侯景亂，子高從父寓都下；時年十六，尚總角。容貌顏麗纖妍，潔白如美婦人，螓首膏發，自然蛾眉；亂卒揮白刃，縱橫間噤不忍下，更引而出之數矣。陳司空霸先平景亂，其從子蒨以將軍出鎮吳興，子高於淮渚附部伍寄載求還鄉；蒨見而大驚，問曰：「若不欲富貴乎？盍從我？」子高本名蠻子，蒨嫌其俗，改名之。既幸，愈憐愛之。子高膚理色澤，柔靡都曼……性恭謹，恆執佩身刀，侍酒炙。蒨性急有所恚，目若姊虎，焰焰欲啖人，見子高則立解：子高亦曲意傅會，得其歡。蒨嘗為詩贈之曰：

  昔聞周小史，今歌明下重；

  玉麈手不別，羊車市若空；

  誰愁兩雄並？金貂應讓儂！

  且曰：「人言吾有帝王相，審爾，當冊汝為後。」子高叩頭曰：「古有女主，當亦有男後。」蒨夢騎馬登山，路危欲墮，子高推捧而升…… 據正史及李《傳》，子高有武功，官位很大，廢帝時坐誣謀反伏誅。李《傳》又說子高與陳霸先的女私通，陳女早就許婚王僧辯的兒子王　　，因而引起陳氏對王氏的襲擊，事與我們目前的問題不大相干，且李《傳》性質為小說家言，所以一概未引。明代中葉時，一位筆名秦台外史的作曲家所作《裙釵婿》，就以《陳書·韓子高傳》和李《傳》做張本，劇中本「有情人都成眷屬」之旨，即以子高與陳女作配，子高成婚的晚上，尚是女裝，所以劇名是《裙釵婿》。

  韓子高或陳子高實有其人，並且是一個同性戀的對象，是不成問題的。陳蒨後來就是陳文帝。清人筆記朱梅叔《埋憂集》卷三，引到蒨贈子高的最後兩句詩，把蒨誤作霸先，即誤以文帝為武帝，把同性戀的主動一方完全弄錯，稗官野史往往有這一類張冠李戴的筆墨，其實文獻尚差足徵信，稍一復按，便可以明白的。

  至於北朝，在元魏的時代我們可以看到兩個例子，其中一個實際上不是同性戀的例子，而是「哀鴻現象」，即男扮女裝的現象的例子，並且連哀鴻現象，也是出乎外緣的強迫的。《北史》卷十九說，北齊文宣帝篡魏，把彭城王元韶剃去「鬢須，加以粉黛，衣婦人服以自隨」，曰：「以彭城為嬪御。」史家隨後也說：「譏元氏微弱，比之婦女。」後來文宣帝大誅魏宗室，韶也就絕食而死。其他一例是很實在的。《北史》同卷上說：「汝南王[元]悅……為性不倫，倜儻難測……有崔延夏者，以左道與悅游，合服仙藥松術之屬，時輕輿出采之，宿於城外小人之所，遂斷酒肉粟稻，惟食麥飯；又絕房中，而更好男色，輕忿妃妾，至加捶撻，同之婢使……」觀悅傳全文，可知他不但愛好男色，有施虐戀的行為，並且還有其他精神上的不健全。又《北史》卷五十說，辛德源和裴讓之「特相愛好，兼有龍陽之重」；惟《北史》卷三十八讓之傳和《北齊書》讓之傳、《隋書》德源傳對於這一點都沒有記載。

  此外，南北朝史傳中有無其他同性戀的實例，一時不及詳考。惟梁簡文帝集中有過一首專詠孌童的詩：

  孌童嬌麗質，踐董復超瑕。

  羽帳晨香滿，珠簾夕漏賒；

  翠被含鴛色，雕床鏤象牙。

  妙年同小史，姝貌比朝霞。

  袖裁連壁錦，床織細種花；

  攬褲輕紅出，回頭雙鬢斜；

  懶眼時含笑，玉手乍攀花。

  懷情非後釣，密愛似前車；

  定使燕姬妒，彌令鄭女嗟！

  首兩句點題，次四句說所居環境，又次二句說年貌，又次六句說衣著姿態，最後四句說情懷，與女子的並無二致。又《北史·齊本紀·廢帝紀》里說，國子助教許散愁應宣帝「先生在世何以自資？」的問，說：「散愁自少以來，不登孌童之床，不入季女之室，服膺簡策，不知老之將至。」也可見當時用了「登孌童之床」來「自資」，來消磨歲月的人，大概絕不止少數，否則此老在寥寥數語的答詞裡又何必特別提到這一點呢？而同時同國的顏之推在《家訓》的《勉學》篇里也勸告子弟輩說「梁朝全盛之時，貴遊子弟……無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跟高齒履，坐棋子方褥，憑斑絲隱囊，列器玩於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南朝有到此種風氣，再加上簡文帝的詩，也不能不教人聯想到同性戀的傾向；而審如顏氏的描繪，梁朝貴遊子弟的招搖過市，竟和後來清代嘉道以後的「相公」很有幾分相像！我們從這兩段文獻里也可以推知同性戀在當時竟可以說是大江南北上流社會所共有的一種風氣。

  晉代六朝同性戀風氣的相當流行還有一個文獻上的佐證。晉阮籍《詠懷詩》十七首里，有一首專詠安陵君與龍陽君，已見上文，在當時必有所指。張翰有《周小史詩》。宋謝惠連有《贈小史杜靈德詩》。所稱小史，是否必為同性戀的對象，為後世俊童一般，雖可不必，但後世往往引為同性戀的典故。即如梁簡文帝與陳文帝的詩里都提到小史的名稱，而陳文帝所引的周小史大概就是張季鷹詩中的對象。不過手邊文獻不足，季鷹的詩既找不到，而謝惠連所贈杜靈德詩，今本集中又未載，所以終究未便加以斷定。

  晉代和六朝是一個十分講究品性的時代，所以一方面有《世說新語》一類專講人品故事的書流傳下來，而另一方面在正式的史傳里，一個人的品貌、方技、婚姻、壽命，以至於身心兩方面的種種變態與病態也多少有些記載，我們在這一時期居然還找到不少的資料，顯而易見是這種講究品性的風氣之賜了。各種品性之中，記載得最多的是姿容，是容儀，男子而亦講究姿容，中外的歷史裡似乎只有兩個時代，在西洋是希臘，在中國就是兩晉六朝了（參看拙著《人文史觀》237—239頁）。在一個男子也講究姿容的時代，同性戀現象的比較發達，也是可以推論得到的一件事，在古代的希臘，事實確乎是如此。據西洋學者的研究，希臘的哲人把同性戀看作比異性戀還要聖潔，因為它更能「超乎象外」；南北朝的人是否有同樣的看法，我們不得而知，因為當時的哲人在這方面沒有什麼「設詞」流傳下來，但同性戀的不受社會的過分歧視與道德的過分貶薄，是一望而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