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習不離

  對《論語》所謂的性習問題，以行為心、知之要的楚望亦認為性習不離，而反對以習性為二。他認為，性之存養如魚得水，在於習中達於一（參見《小山草堂集》卷2）。因此，習之善化是性之存養的關鍵。而如果像理學家那樣專以性為宗，那就會偏於上一截而不能不陷於禪（參見同上書卷3）。所以他又指出：《論語》的「性相近，習相遠」之說，不同於宋儒之說。所謂遠與近，不在於「性」，而在於「習」（參見同上書卷2）。

  把宋儒之宗性視為偏枯陷禪之說的楚望，對於「學」的含義，也像古人那樣，不是訓作「覺」，而是訓作「效」，即效法以行事（參見《時習新知》卷6）。楚望認為，所謂「法」，是古聖賢所教，意指道的尋常當然之則，其並非「舊聞」，而是自然的現成之法，即「成法」。這就是《論語》所說的「溫故」和《孟子》所說的「故而已矣」的「故」（參見同上書卷6）。所以所謂「學」，就是效於「溫故」，亦即效於「成法」之「行」。因為效於「成法」，所以「學」之中有規矩準繩，而無偏固之失、陷虛之弊。

  根據這一立場，楚望認為非效「成法」之「行」者，即非「學」。而佛以沉空守寂為宗，理學則主澄心默坐，求未發之氣象，而以誠意正心為事，此皆非「效法」，而是以「虛」為立足點。他還把專於心法而無行事之用者統統稱作「無學」（參見同上書卷6）。毫無疑問，楚望是把「講學」與「講行」、「講事」合為一體的。

  力陳「行事」之重要的楚望，甚至認為所謂「學」也已是離卻「行事」的工夫；並認為《論語》只講「敏於事」而不講「敏於學」（參見同上書卷4），所以近世儒者或者被稱為「道學」，或者被叫作「理學」，而其「學」之實質，則皆有悖於聖教（參見同上書卷6）。他還指出，《論語》不言「天道」與「性」，而只講眼前日常的「行」；《大學》注重明德、意和知，而不以家、國、天下之事物為外（即提倡「格物」）；《中庸》主張性命之隱微，而無超越平常之事（即提倡「庸」）；這些都無不體現了「學」以「行事」為要的論旨。

  根據這一立場，他不但痛斥佛氏的「直指心性」、「明心見性」、「一超直入」、「不落階級」、「不涉文字」為「無學」，而且指斥近世儒者所主張的「心意命性」、「不睹不聞」、「無聲無臭」之語，以及所提倡的「默坐澄心」、「看未發之氣象」、「致良知」之做法，以為皆是「光景興趣」、「憑空揣摩」之「無學」（參見同上書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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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楚望還認為，《論語》的「學思」重點在「學」而不在「思」；並且指出，以「學」為「思」之本的近世儒者，捨棄的是立於規矩準繩之實地的深造之學，涉足的是懸空虛影、逕行直入的「思」，而最終墮落於陷空之道（參見同上書卷2）。

  以學為效、重在篤行的楚望，還理所當然地把《中庸》的「道問學」解釋為「率由於此而非記聞此」，並從這一立場出發，而對以「致知窮理」為「道問學」，以致遺棄躬行實踐，而背離實學之旨的朱子之論進行了批判（參見《明儒學案》卷55，《諸儒學案下三·四書攝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