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王之辨

  由上可知，貞白雖把程朱的「格物窮理」看作是能兼本末、內外而得渾一的學說，但又不能不指出其中有先後緩急之序。因為在他看來，唯如此，才能得真正的一體之道。程明道雖主張「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但又認為「無不因己」。於是乎，只有由己及人，才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否則的話，萬物一體之道也就如同墨子的兼愛、佛氏的慈悲那樣，成了先滅己而後利天下，而這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貞白認為，陽明所謂「墨子兼愛也有所見」的說法，是有失緩急先後之序、萬物一體之實的（參見《求是編》卷2）。

  陽明曾指責程朱的「格物窮理」是求外遺內，支離外求、遺本向末，而貞白則認為，程朱之論把握住了切於向里而不遺外事的真正的內外合一之體。他認為，程朱提倡一草一木之理，立足於反身窮理的向里工夫，因而其窮理是「語大不遺細，語本不遺末」，說明是合於無物我、無內外之別的道之根本的（參見同上卷3）。根據這一立場，他批評陽明的唯心格物論，不過是外離事物而專心於內，而其實質則是佛老的專精守神、專心遺物之論；(5)不但有失程朱的真意，而且是佛氏的天方夜譚（參見《求是編》卷3、卷4）。所以他稱陽明為「用心迫切而窄狹」，不知「優遊厭飫」之味者（同上書卷3）。(6)

  如上所述，以「窮理」的內外上下、本末精粗為要，以實事致用為宗的貞白，認為「大道必低回」（《求是編》卷4），故倡平實而斥高明（參見同上書卷3），倡平心（參見《貞白五書·質言·余道篇》）而棄捷徑（參見《求是編》卷4），也不是沒有理由的。這樣的話，禽獸草木才能循道處置，格致、正誠、修身、治平才能得其序而全其功。否則，若以倡高明捷徑為事，那就勢必使萬事成苟且，或陷於功利，或一超直入，乃至於為圖簡便而不能不陷入無益於經世的佛老之學。

  在貞白看來，朱子的「格物窮理」看上去好像陷於支離，而其實是大公無私的，其中有博深高明的悠遠氣象。這就是所謂的「下學上達」。而陸學看上去雖然超脫，其實是萬事苟且，所以取向功利，氣脈不深長而意義淺薄，只不過是佛老之餘緒而已（參見同上書卷4）。很顯然，對陸學持批判態度的貞白，對王學也是同樣持批判態度的。(7)

  貞白認為，陸子非難朱子的「讀書窮理」是告子之「義外」，而朱子則指責陸子不以讀書講求為事而專求「靜坐澄心」和「心即理」，這才是告子之「義外」。實際上，陸子之所以以朱子的「讀書窮理」為「義外」，是因為在他看來朱子是在心外求義；而朱子之所以以陸子的「澄心」為「義外」，則是因為在他看來陸子以在事物上（包括讀書）求義為「動心」，但事實上卻並不存在專求心之不動的義。所以貞白認為，朱子之論是把握住了孟子駁難告子的本旨的，而陸子之論倒是遵從了受到孟子批評的告子之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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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為什麼陸子要把朱子的「讀書窮理」說成是告子之「義外」而加以非難呢？那是因為，他懼怕自己的學說被比擬為告子之說和被誹謗為陽儒陰佛，這其實與他指責朱子的無極太極論為禪學是同一意圖。本來，朱子所主張的事事物物上「窮理」，就是要使「理」明於「心」，而並不能歸於「義外」（參見同上書卷1）。關於朱子的「格物窮理」並非「義外」的理由，貞白有如下敘述：朱子所說的「格物窮理」，是以吾心求事事物物之定理，所謂以吾心求理，即程子所謂「處物為義」之意，也就是孟子所謂的「集義」（參見同上書卷4）。他還引朱子所言：「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內外精粗論也。」（《求是編》卷2）認為朱子的「格物窮理」並非「義外」，而是真得心理相連、內外渾一之體的（參見同上書卷4）。(8)所以，他批評陽明把朱子的「格物窮理」說作是「心理二分」的看法，認為這是將孟子的「集義」與告子的「義外」同等看待了（同上）。而且認為，像陽明那樣把本來持「心理合一」之立場的朱子之說說成是「心理二分」說，並強調「心理合一」之重要性的做法，反而會分析事理為二，從而陷於支離之弊（同上）。於是故，貞白對陽明所謂的「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的格物論做了尖銳批判，指出：

  味其語意，分明以上句為格物，下句為物格也。既以上句為格物，不當又言「致吾心之良知」為致知；既以下句為物格，不當又言「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為格物。此其言論背馳，不待咀嚼可見。（同上）

  可見，貞白批判了陽明對格物與致知、格物與物格顛倒混淆的做法，而且認為，陽明所說的「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與朱子所說的「持吾心而求理於事事物物上」是何等相似。他甚至認為陽明的「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為格物的說法剽竊了朱子《易大傳注》所謂的「窮理是應於事而得其條理之事」的思想，進而指責陽明一邊剽竊朱子的窮理之訓，一邊又非議朱子之說，無異於盜賊憎恨主人（參見同上書卷4）。

  此外，貞白還認為，上述陽明的格物說，是違背格物在致知之先的經文宗旨的（同上）。然而，關于格物致知的先後問題，貞白又不見得全都認同朱子之說。他認為，《大學》經文中的「在」與「先」二字，不應該像朱子那樣以為其間有緊慢之差。征諸九章、十章傳文就能明白，「在」就是「先」之義。所以說，朱子之所以認為兩字有等級，是由於朱子之學尚未臻於完善（同上）。在貞白看來，弄明白格物與致知的先後關係，就能弄清楚兩者本為一事的事實，而朱子的先後之論卻有緩慢之嫌（同上）。(9)因此，貞白以《大學》之「格」為「求」之義，而非難陽明訓「格」為「致」是對《大學》「格」之內涵的背離（同上）。

  如上所述，關於「格」與「致」的先後關係，貞白雖以朱子之說為不完備，但歸根到底，他仍認為朱子之說是善於領會《大學》格致意的本旨的。因此，他反駁了陽明以朱子的「格物」為「逐物」的觀點。

  在貞白看來，陽明之所以要以朱子的「格物」為「義外」，就是因為將朱子的「格物」視為「逐物」，進而提出了「心外無物」、「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的觀點。而若從朱子格致一意的立場出發，朱子訓「格」為「至」，是因為考慮到「格物」則「知至」，「知至」則如同輪轉法華，而主宰在我；又如同法華輪轉，而使心不能逐物外馳。據此貞白認為，在「格物」與「逐物」之間有《論語》所說的「為己」與「為人」之分，從而回答了陽明對於朱子的非難（參見同上書卷2）。

  陽明曾批評朱子的「格物窮理」是「務外遺內」、「博而寡要」，以至於「玩物喪志」。為救此弊，陽明提出了「人應當知學，講求也無非是涵養」（《傳習錄》上）的主張。與此相對，貞白則認為，朱子在《大學或問》中把「格物致知」看作是以反身窮理為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至，從而使「知」更加博、「心」更加明，以達到「博物洽聞」之功效，而這顯然是與「以徇外夸多為務而不核表里真妄之實」、「識愈多而心愈窒」不同的「格物致知」說。所以他不僅極力為朱子辯護，而且指責陽明對朱子的譏諷是錯誤的（參見《求是編》卷3）。如果從格致一意的立場來看，正如陽明所言，因為朱子所謂「講求」也可看作「涵養」，所以貞白認為，朱子之說其實是兼有陽明之說的。不過，貞白歸根到底還是認為，陽明之說是對朱子之說的反動，並指責其遵從佛氏「一路涵養」的邪遁之法（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