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禮窮理

  以致用之學為要的貞白，當然會將此作為窮理工夫，並由此而重視「禮文」。具體地說，就是在把窮理當作理之節文的「禮」時，由於擔心心氣高者入於玄虛，心氣卑者溺於意見（私意），故而特地把「理」訓作「禮」，並認為聖門以「禮」教人，把諸種禮書傳給後世，而不特意提出「理」字，乃是有深憂遠慮的。

  在貞白看來，即使是天理，若不合於「禮」，也不能認為是正確的。所以只有合於「禮」，才可以說有理。若不是循「禮」而「窮理」，就會失於下手之處（參見《求是編》卷1）。正是基於這一立場，貞白批評陽明訓「禮」為「理」的做法，認為這是別出心裁，而不知聖人的深憂遠慮。

  不難看出，貞白此論其實是根據朱子晚年所著《儀禮經傳通解》以「禮」說「理」之精神的。他補朱子的《小學》而著《小學補》（收入《貞白五書》），大概也是從這一精神出發的，這似乎可以說是對朱子之禮學的一種補充吧！貞白的《禮文論》也無非是敘述這一主旨的。據他說，孔子刪述「六經」，但凡天道、人事、春秋、朝廷、閭巷、禮樂、鬼神、人倫、庶物，等等，無所不包。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對一理之遺漏、一事之不備，而不能寄斯道於無窮的現狀深表憂慮。

  所以貞白認為，聖人之道即在於持斯文而化成天下。然而，斯文至密而難入，斯義至大而難精，如果因其難而以之為小技，不精研子貢所謂「不可聞」者，那就會導致廢「可聞」者。基於這一立場，貞白是明確反對陽明把孔子刪述「六經」說成是「懼繁文亂天下，使天下務必去文求實，而非持文教」的「六經刪述論」的（參見《求是編》卷1）。同樣的，對於陽明的「經傳論」和「經史論」，他也秉持這一主旨而加以論難。(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