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王門現成派

  朱子在《大學章句》中雖說過：

  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其眾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慾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就與陸王學相對的朱子學的特色來說，這段話後半部分更重要。它很好地表達了以高遠的理想正視現實，排除其中的不純，而求復歸於本體的朱子學精神。朱子一如既往地不忘性與心、道心與人心、天理與人慾的聯繫，而強調區別兩者的二元論的緣由也正在這裡。

  敬庵的立場雖是一元論的，但我感到他的「克己」說與上述《大學章句》的朱子學精神，有相通之處。然而如前所述，敬庵在另一方面因為又有容忍王學的地方，所以他的朱子學也有著複雜的特徵。

  如果強調上述《大學章句》前半部分的明德論，那麼朱子學就與王學接近了。反之，在王學那裡，如果強調良知即天理，那麼也是接近朱子學的。在明末的朱、王兩派中，雖出現了從這種立場出發，謀求朱子學的窮理說與王學的良知說折中調和的儒者，但在那時，往往舉出上引朱子《大學章句》之說作為論據。(3)敬庵對王學的解釋及寬容的態度，可以說也是與此合拍的吧！

  敬庵對「致良知」的解釋，在不少方面與王門正統派的諸儒之說有一致性。他也嚴厲指責良知現成派亞流之說，但他只批評其恣肆不檢，而對於忌諱陽明「致良知」說的學者，則批評其無異於「因噎廢食」（參見《敬和堂集》卷10，《答耿楚侗先生》）。他與王門正統派諸儒一樣，也把陽明的「致良知」說當作以性善為宗的學說，並用「四句教」的理論對其作了論證，與此同時，展開了對當時流行的現成派亞流的「無善無惡」說的駁難。

  對於「四句教」，他以第二句以下的工夫為切實，並指出基於這一立場的陽明「致良知」說是以性善為宗的。同時指出，第一句的「無善無惡」之論只不過是說明性體未發、寂然不動而已，所以雖說它與《大學》所謂「止至善」的語境有矛盾，但卻認為其中包含著深刻之含義。他由此認為，把「無善無惡」延伸到工夫，而把心、意、知都視為「無善無惡」的王龍溪的「四無說」，是失卻陽明正傳的。他與薛中離、方學漸、顧涇陽、錢啟新、劉蕺山等一樣，對龍溪的《天泉橋會語》 [17]持有異議。他批評說：「竊恐《天泉會語》，畫蛇添足，非以尊文成（陽明），反以病文成。吾儕未可以是為極則也。」（《九諦》）他還針對當時遵奉龍溪之說、堅持「無善無惡」的現成派亞流而著《九諦》，逐條陳述其說的謬誤與弊害，並與該派的周海門就「四無說」展開論爭。讀一下《九諦》就可看到，其中有追思朱子基於嚴格的純粹性立場、提倡性善說而駁難《胡氏知言》的「性無善無惡」論的含糊立場的思考方法（參見《朱子文集》卷73，《鬍子知言疑義》；《朱子語類》卷101）的內容。

  敬庵認為，因為性之本體是善的，是先天的、自然的、絕對的存在，並具有主體性，所以能成為道德經綸之大本。因此，求善的工夫，就是復歸於性的本體工夫，是人為而又超越人為的自然，是有而又超越有的無。而以「無善無惡」為宗者，因為以善為相對的存在，容易使失去性之主動性的人迷於趨舍。而且，因為以求善的工夫為人為、安排、著有，或者只不過是方便，而一味提倡無，以自然為宗，主張超越人事，所以或者陷於佛老的寂滅，或者陷於世俗的放肆，以至分人我、內外為二，而失卻性命、道德、經綸渾然一體之大道（參見《九諦》；《敬和堂集》卷5，《答周海門司封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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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前所述，龍溪的「四無說」採取的是肯定本來是無的一切有的立場，即當下現成的立場。但因為龍溪有赤手搏龍之力，所以儘管同樣都說當下現成，但不能講他與僅從見解上提倡當下現成的其亞流同日而語。而且，龍溪自己業已懼怕會產生落於見解上的流弊，所以有超越工夫的工夫，即基於本體而切實用心的工夫（參見《王龍溪全集》卷1，《沖元會紀》；卷2，《松原晤語》卷2，《水西精舍會語》）。

  而一到了龍溪亞流，就如同鄒東廓所說的那樣，失去理應是「工夫縝密，本體精粹」的道，而「愈測度而愈遠，愈勤瘁而愈悖，愈擔當而愈猖狂」（《東廓鄒先生文集》卷2，《青原贈處》），並如同私淑於龍溪的李卓吾之流那樣，無視人倫規矩而肯定庸人的自然生活，終至於產生了敗壞世之名教的弊病。(4)

  痛感現成派亞流之弊的敬庵，認為其弊來自於龍溪一派的「無善無惡」論，因而對此痛加辯難。他寫信給以「無善無惡」為宗的周海門說：

  竊以為，今日此風使先輩見之，必將憂懼無措；雖良知話頭，且鉗口結舌而不敢道，而況於無善無惡空曠不情之談乎？（《敬和堂集》卷5，《答周海門司封諦解》）

  敬庵認為，「無善無惡」說的流弊，最根本處就在於不努力克治氣質的偏雜，而專以心之靈明為現成而任之，並以按照知見高論玄虛者為透性悟性。為了救正此流弊，學者們或者論心性之隱微，或者論其一二，或者立宗旨而以講說為精，或者揭學術之異同，或者竭力辯難異端。但比較而言，在敬庵看來還不如首先從事於屏除氣質知解之障蔽的實修躬行，而以成就真正的人品的「明學」為正道（參見同上書卷4，《與朱偕之水部》；卷5，《答陳弘宇郡公》，《答絡纘寧丈》）。(5)這與朱子以議論為格物窮理一途，以及與後書馮少墟在異端辯難和論學講習中承認「明學」的意義，其意趣是稍有不同的。

  在敬庵的講友中，原屬於王學派的學者頗多。然根據上述立場，敬庵卻對王門中被視為以知解為宗的一派進行了嚴正批判，而對被視為以實修為宗的一派則大加稱讚。(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