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達性命

  見羅排斥心宗、主張性宗，正如其所說的，是「直達性命經綸為一體」（參見同上書卷26，《答蔣德夫》）。這可以說，是見羅從求性命經綸渾然一體，或者揭示本體達用，並使之統會於工夫，從而把本體工夫、本體流行作為一體的意圖中得出的。(11)所以，他私淑以窮理、盡性、至命為渾一工夫的程明道，並認為「吾意有深契於大程子處」（參見同上書卷11，《答管東溟書》），也許是理所當然的。

  他一方面對陽明的「致知」和白沙的「主靜」持批判態度，如上所述，因陽明、白沙之學以渾一為要，以統體為旨，而排除了支離外馳之弊，所以在另一方面，他又承認陽明的「致良知」有救支離之功，白沙的「致虛立體」有救外馳之功（參見同上書卷35，《兩督學侍御養詹公墓表》）。正因為如此，他才會對具有分析、歸納傾向的程伊川學說，下了所謂「不知性命為何物」的論斷（參見同上書卷19，《答徐時舉書》）。若從這一點來看，也可以說，見羅屬於王門別派的儒者。

  在見羅看來，作為歸宗工夫的「止」，因為是「止至善」的工夫，因此，如果不真正承認性體「至善」而直接求「止」，那就有可能陷於禪定，或者滋生把捉、揣摩意見和玩弄光景的弊病。所以，必須把「至善」作為立命之樞，(12)並以體認「至善」為重點。

  據見羅所說，這個「體認」就是《大學》所謂的「知本」。由於「知本」才能使工夫避免空蕩肆情、沉空守寂等弊病，因此「知本」二字誠可謂靈丹妙藥。如果從旨趣命脈上說，「知本」必定比「知止」還要重要。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一般認為，知本是歸宗，而知止是知本之入門（參見同上書卷19，《答曾惇書》；卷20，《答李榕崖書》）。但見羅所說的「至善」是實體，而不是虛體。所以，「至善」從形象上說是「無」，但從實體上說則是「有」。所以說它是無而有、有而無的關係，也就是不離流行之善，但又超越流行之善的自然渾一的關係。所以如果把「止善」的工夫也分為動靜兩邊的工夫，那反而會失去「至善」的自然性和渾一性（參見同上書卷10，《答何若虛》）。這就是見羅反對在工夫中分論動靜的主要原因。

  按照見羅的說法，若分動靜工夫，或者成為即事著相，或者成為避事著空，從而產生把性命經綸分為兩截的弊病（參見同上書卷17，《答王興偉書》）。由於性體是超越動靜的實在，所以如果把工夫分成動與靜的話，那就會以境為性，以心為性，從而誤解性之宗趣。這也是見羅反對動靜分論的理由之一（參見同上書卷11，《答顧涇陽》）。那麼，為什麼《樂記》要以「靜」為性，而周子要提倡「主靜」呢？據見羅說，《樂記》的「靜」是表示「性」的。但《樂記》提倡的是相對於心的「性」，所以不得不說「靜」，因而這個「靜」不屬於境之「靜」。而周子之「主靜」，就是為了契合《樂記》這一主旨的（參見同上書卷8，《與楊荊嚴書》）。

  見羅揭示性宗，主張攝知歸性，但又唯恐陷於「靜」境。而他反對以《中庸》的「喜怒哀樂之未發」為「靜」時，將其視為「性」之體，並從這一立場出發，贊同朱子所謂的「性為未發」說，而反對李延平、陳白沙的「未發主靜」說，其理由也在於此（參見同上書卷8，《與楊荊嚴書》；卷10，《答陳抑之書》；卷19，《答曾惇書》）。如果把見羅所說的「止」法誤認為「靜」境工夫的話，那就違背了其辨析心性並以性為宗的精神，亦即違背了其求性命經綸渾一之體的主旨。在見羅看來，即使由於「止」法而陷於沉靜入寂之弊，那也不是「止」法本身的過錯（參見同上書卷9，《答劉質庵書》）。

  關於涵養和省察，也和動靜論一樣，見羅反對將它們分為二項，而以兩者為渾一的工夫。從這一立場出發，他非難了朱子的悔悟之論（參見《朱子文集》卷67，《已發未發說》），認為朱子把涵養和省察分為事前和事後，就是以二者為兩段工夫。

  在見羅看來，工夫必須完全是性體上的工夫，但因為「性」是體用渾一之「性」，所以其工夫又必須超越「性」的發用流行，即超越不離端倪的本然之「性」，並直接歸宗於性體。否則，就會有毫釐千里之謬。然而，白沙的「養出端倪」說，卻並不是落在端倪上而歸宗於性的。這與孟子依據「四端」而察識擴充性善之體的主旨迥然不同。為什麼呢？因為孟子即使說「端倪」，也是歸宗於性的，而其所謂「察識」，亦不是專止於知的發用流行之善，即識「端倪」的工夫，實際上是根據「察識」而辨別宗旨的工夫，從而歸宗於性。

  見羅所說的「止」法，如前所述，是達到性命經綸的渾然一體工夫，因此，不言而喻，當他說「止」的時候，也是重視日用實踐上的實地體察的。故而他舉出明道所謂「自家體貼」和陸子所謂「千虛不如一實」之語，認為「止」法必定是不離日用人倫而直達性命的工夫（參見同上書卷20，《答莊芹甫書》《書問節語》；卷5，《答徐時舉書》）。

  見羅認為，這種「知止」之法，因為既是孔門的定性之樞，又是總括經世的訣竅，所以只是從紛紛擾擾中討出把柄的手段（參見同上書卷17，《答王興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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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此我認為，見羅所說的「止」法，與陽明所謂的「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王文成公全書》卷20，《別諸生詩句》）的簡明直截的當下悟入，似乎有一脈相承之處。總而言之，在見羅看來，如果藉助「止」法而在日用處得其根本，那麼經綸大業也就會有事而無事、動而靜，並完全藉助超越人為的自然之力而裁成之（參見《正學堂稿》卷19，《答黃仲黼》）。

  如果從這種「止」法之學出發，那麼在事事物物上求一個個當然之理的朱子學的用功方法，似乎就有了隔靴搔癢之感（參見同上書卷30，《書問節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