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幾」說

  塘南的歸寂說因為以「虛寂」為性，所以有人非難他陷入了體用二分之弊。但他回答說：「夫性生萬物，則物物皆性，物物歸寂，即是自性自寂，何二之有。」（《友慶堂堂合稿》卷4，《病筆》）他認為，如果誤解「虛寂」，視性為空寂而本無生機，結果就會以體用為二，割裂空有，落於空著相一邊，而失本來一貫之旨。塘南認為，這是不了解孔門求仁之真諦，而陷入了佛氏沉空守寂之弊的緣故，所以他有針對性地提出了「生幾」說，以救其弊；認為「求仁」即求「生之理」，亦即「生幾」。

  本章節來源於𝕓𝕒𝕟𝕩𝕚𝕒𝕓𝕒.𝕔𝕠𝕞

  塘南在自著年譜《自考錄》中，敘述了提出「生幾」說的動機。他說：「惟著空著相，墮落二邊，為後學通病，乃不得已姑提『生幾』二字，與及門之士共商之，且以請正於四方有道者。」他認為，「幾」是性之呈露端倪，而非未發之前，亦非已發之後。所以，「幾」是常生常寂、體用不分、有無不二之至密處（參見《友慶堂堂合稿》卷5，《靜攝寤言》）。因此，「幾」是無聲無臭但又無斷滅的。或者說，「幾」即生生之微（參見同上書卷4，《三益軒會語》）。由此也可以了解他之所以在論「幾」時提出「生幾」說的原因。

  在塘南看來，「性」是形而上者。因為只有立足於「幾」才能得到下工夫的門路，所以「幾」可以說是真正的盡性入微處。於是塘南說：「只幾之一字盡之。」（同上書卷6，《泰和曙台唐侯索書漫呈六條》）「善學者惟研幾。」（同上書卷5，《靜攝寤言》）強調了「研幾」的重要性。然而，「幾」是生生之微，就是說，「幾」是性之呈露端倪，因而若僅僅把「幾」誤解為「念頭之萌動」、「念頭之初動」，那就不免會墮於第二義。所以他又認為，以念頭萌動處求邪正之辨為「研幾」是錯誤的（參見同上書卷4，《發便是欲》；卷5，《靜攝寤言》）。

  塘南指出：「虞廷曰『中』，孔門曰『獨』，舂陵（周子）曰『幾』，程門曰『主一』，白沙曰『端倪』，會稽曰（陽明）『良知』，總無二理。雖立言似別，皆直指本心真面目，不沉空，不滯有，此是千古正學，更復何說？」（同上書卷2，《寄錢啟新道長》）他之所以這樣說，大概是因為考慮到上述諸儒都是以「生幾」為學之要的吧！他還以意、獨、知等為「幾」的代名詞，所以在他看來，所謂誠意、慎獨、致知，都無非是「研幾」之工夫罷了。

  他認為，知是意之體，故意外無知；物是意之用，故意外無物。因此，在「意」之一字中，寂感、體用全都具備了。而「意」又是「生幾」動而無形的有無之間，即「生之理」的呈露（參見同上書卷2，《與賀汝定》，《寄賀汝定》）。這是以「意」為「幾」，以「誠意」為「研幾」的緣由。然而，儘管以「意」為「幾」，但在他看來，意與念慮、形氣又是有區別的（同上）。(1)

  關於「獨」，塘南基於《中庸》的「莫見莫顯」之語，而把「獨」當作超越睹聞的隱微處，認為「獨」是先天之子、後天之母，是出無入有的樞機，即意之精微。他還認為，「慎獨」是「凝道之樞機」（同上，《答郭存甫》，《與賀汝定》），並說：「若只雲見性，不言慎獨，恐後學略見性體而非真悟者，便謂性中本無人倫事物，一切離有而趨無，則體用分而事理判，甚至行檢不修，反雲與性無干，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同上，《答郭存甫》）因此，塘南把是否言慎獨作為儒佛之辨的根本點。

  那麼，塘南以「知」為「幾」、以「致知」為「研幾」的理由是什麼呢？他以知為性之靈，即認為知是性之虛圓瑩徹、清通淨妙的東西，是貫穿時空、無對獨存的靈明，是萬化之根。因而知即性之發竅。性之發竅雖屬於後天，但在那裡沒有形氣污染，而且內不倚於空寂，外不墮於形氣，的確是先天之子、後天之母的「體用之間」（即「幾」）。因此，知既非未發之前，又非已發之後，而是直下體用、一齊具備之存在。若求體於知之前或求用於知之後，那就會陷於著空或逐物之弊（參見同上書卷1，《答朱易庵》；卷4，《三益軒會語》）。

  如前所述，塘南曾指出過意念之別，與此相應，他認為情識是意之靈，而非作為性之靈的心體之知，從而闡明了知與情識的區別。他指出，如果誤以情識為心體，那就會陷於意見而玩弄光景，並以外馳為事，從而使性之本然黯然失色，結果不僅失力於行，而且導致任情肆意。所以，他把陽明的良知視為判明心體之知，並批評了以良知為察識、照了、分別、知覺運動之知的錯誤。

  他甚至認為，直接以孟子的「四端」為真性的看法，也不免會「執情障性」（同上書卷4，《三益軒會語》）。塘南的「四端」說，以「四端」為情而使之區別於性，這基本上是與朱子之說相通的。但他認為，朱子分別理氣，而以知覺運動為形而下之氣，以仁義禮智為形而上之理，並藉此辯難佛、老，這種看法不能視為定論（同上）。就是說，他並不贊同像朱子那樣從二元論立場論述「四端」的觀點。因此，他不同意把孟子的「四端」直接解釋為真性，認為孟子本人雖論述過「四端」，但並沒有「執情障性」，而是以情言知，並在情上檢修性（心）體，因而孟子並非以情識為知。

  在塘南看來，陽明的「良知」倒是符合孟子本旨的。所以，他針對指責陽明的「良知」既然是善惡是非之知，也就是情識的觀點評論說，善惡是非雖是情識，但因其知乃先天之聰明，所以並未落於情識，而是轉移了情識。他還認為，把陽明之「良知」當作知覺運動的羅整庵其實並不懂得這個主旨，並針對整庵以「未發」說救正陽明「良知」說的做法批評說：因無知外之未發，故整庵之論未免「頭上安頭」（同上）。塘南也是王門之徒，他的這一見解可以說正好體現了陽明所提倡的「致良知」精神。(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