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子之心」

  近溪現成論的特色之一，就在於以赤子的不學不慮之心明示良知現成和當下即是。所謂「赤子之心」，就是先天的道德心情，即像親親長長那樣對於父兄的愛敬之心。他認為，依此「赤子之心」，則良知現成的觀點就能更加簡易直接地得到理解。

  如前所述，他之所以能在立談瞬目之間很好地點化人，實際上就是因為指出了「赤子之心」，從而使人覺悟到良知的現成存在。他認為：程明道所謂「不用窮索，不用防檢，而直見天理」的觀點，實質上無非是強調直下承當「赤子之心」的重要性，《大學》之道其實也是以「大人不失赤子之心」為旨歸的（參見《明道錄》卷7）。近溪所揭示的「赤子之心」，顯然是先天的本體，而非後天的能力。所以，他告誡不要把「赤子之心」誤解為後天的存在（參見同上書卷6）。但由於是當下即現成，因而若使「赤子之心」離開日常的視聽言動之際和人情平易之處，那就不能很好地理解近溪揭示「赤子之心」的主旨。

  於是，近溪甚至主張日常平實的本體之自然，用他的話說，即天命不息，道不離物，本體是渾渾淪淪，而日常全為自然。宇宙之間，視聽言動之際，人情平易之處，即是天命最切至、最神聖之所在。近溪認為，若離開人情平易之處，便難以入本體渾淪之境，甚至會陷於異端。所以，他提出了「虛寂者為異端」的觀點（參見《近溪子集·庭訓紀下》），認為「神通變化，異端也，吾只是平平」（同上書，《明德夫子臨行別言》）。可見，他在講「良知」時也有排斥高妙而指點人情平易的一面。

  至於「中」與「庸」，近溪更重視「庸」，並以此為本體工夫的渾淪處。根據這一立場，他反對像羅豫章那樣求未發時氣象和陳白沙那樣在靜中養出端倪，並反對像程朱那樣輕「庸」主「中」或提倡「主敬」。近溪認為，「中庸」就是天命。若分而言之，則「中」是「庸」之精髓，「庸」是「中」之皮膚。宋儒雖得「中」，但因欠缺「庸」而變得拘迫（參見《明道錄》卷5）。儘管近溪如此強調「庸」，但仍認為得「庸」而失「中」者會導致無所持循；並認為當時學者所強調的良知說之所以不加工夫於天命之敬畏，其原因就在於此。與此同時，他還力戒因提倡現成而以恣肆為率性，從而墮於無忌憚，以至於「反中庸」的做法（參見同上書卷5）。

  強調「庸」之重要性的近溪，還根據同一主旨，對以「時」為本體工夫渾淪處的主張頗為重視。他認為，孔子之所以不追悔既往，也不臆測將來，只重視目前之事（參見同上書卷5），乃是因為在孔子看來，天之生理，心之生理，都在現在之時，並能順乎自然，從而使其生機能顯彰於現時。由此也可以理解，他在論述中庸時，為什麼屢屢提揭「時中」之語的意圖（同上）。所以，近溪就像所謂「天者，生生成時；心者，生生習時」（同上）那樣，以「時」為本體之工夫，以「成時」為學之要，並認為《論語》提倡「時習」的主旨就在於此（同上）。基於這一立場，他還對「時習」作了自己的解釋，而反對朱子的「時時習此」之義（參見朱熹《論語集注·學而篇》）。

  

  闡明了以上所述的「赤子之心」、「庸」、「時」等範疇，而把當下視作渾然之本體的近溪，還認為「人」是本體生機的渾然之所在，而其內容則是孝、悌、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