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放心」

  甘泉之所以重視敬，是因為考慮到天理本來就是與心渾一的存在，而不能將天理限定為單獨一物。因而要存天理，就必須保持和存養純正之心，若能存天理，就能自然而然得天理之明覺。所以說：敬是心體的「存存惺惺處」，「心體存存惺惺便是敬」（參見《湛甘泉文集》卷14，《書問》）。由此，才能救朱子「窮理」上的支離之弊。這樣一來，敬就不只是用來限定心的消極工夫，反倒成為真正使心活潑明快的積極工夫。否則，心體與工夫分離，心成二物，就反而會失卻用之靈活、體之存明。所以甘泉不同意朱子所謂「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得聖人田地，也只放下這敬不得」的說法（同上）。因為在他看來，執守敬反而會出現與提倡敬的本旨相反的困擾。

  甘泉認為，敬是「一」之心，而「一」就是明道所謂的「心中無一物」（同上書卷7，《答黃孟善》）。若有「一物」，心便成了二；若為「一」，心就無滯礙，所謂「一物則二，心無一物，一物侵尋，乃喪其心」（《湛子約言》卷四，《中庸》第七，道理即在於此，而程子以「主一無適」言敬的主旨亦在於此。根據這一立場，甘泉批判說，把「以天理為主」作為「主一」的做法，仍會陷於「適」即旁及其他事物的弊端，仍未免有滯礙（參見《湛甘泉文集》卷7，《答聶文蔚侍御》，《答黃孟善》；《問疑續錄》）。

  甘泉把這種敬中無物、無滯譬喻為「如鴻爐中不容點雪」，認為孟子所謂「行仁義」之學即出於此（參見《問疑續錄》）；並且認為，若基於敬而使心中無物無體，則猶如「白日生爾室」（參見《湛甘泉文集》卷27，《續詩》）那樣，天理便能自然顯露，心之虛明妙用便能安然發揮，亦即與神明同游（同上）。在甘泉看來，「體認天理」無非是神明的自覺，而這樣的「體認天理」，當然不可外求。這是為什麼呢？用甘泉的話說，就是如果外求的話，便是徒勞無益的「騎牛以問牛」（同上書卷26，《詩》）。(18)

  由於害怕在敬上出現滯礙執守之弊，所以甘泉與白沙一樣，也強調了把心「全放下」即「順其自然」的重要性。在他看來，如果不把心「全放下」，那麼即使求天理也會使心滯礙，並在不知不識中陷於所謂的「意必固我」之私，而終難使天理達到「湊泊」（參見《湛甘泉文集》卷7，《答歐陽崇一》；《天關語通錄》）。

  

  但是，甘泉並不單純提倡「全放下」。明道曾說過：「見理後須放開。」對此，甘泉說：「學者緊要勿忘勿助體認天理，若真見得天理親切，則自廓然大公，而廣大高明之本體自復，即所謂『放開』，非謂見理之後又有所謂放開也。若如此說，卻又看小了天理也。」（《新泉問辨錄》）

  甘泉的這一觀點，與其說是對明道之說的批判，不如解釋為欲發揚其真意更好。所以甘泉又說：「若見天理，則隨處灑落，即是全放下，更無他求。」（《湛甘泉文集》卷7，《答歐陽崇一》）

  實際上，甘泉提倡「全放下」，乃是擔憂陷於佛學的無念之弊，因而與其在敬上提倡「全放下」的主旨並不矛盾。總之，如果說「全放下」而能達到真正的敬，那麼心也自然地成了「全放下」。所以甘泉認為，「全放下」與「敬」是渾一的存在，而其所謂「全放下即勿忘勿助」，「不放下即意必固我之私」（《新泉問辨錄》），不就傳遞了這方面的信息嗎？(19)

  甘泉在敬上提倡「全放下」，無非是強調工夫之自然。因為天理原來就是自然之體，所以如同日月普照和雲行水流那樣，絲毫不必人為安排。因而甘泉說：「以自然之功造自然之理，更容絲毫人力不得。」（《書問》）。

  甘泉所說的「自然」，就像他所說的「自然之本體」、「自然之工夫」（《問疑錄》）那樣，是貫穿本體和工夫的。在他晚年的詩中載有：「八十六年懷竹居，一真會後定何如；若知真處原無事，連此真名亦破除。」（《湛甘泉文集》卷27，《續詩·代簡寄薛竹居》）這的確可以說顯示了用自然工夫合得自然本體時的境界。甘泉認為，《論語》的默識和絕四（即絕意、必、固、我），全都是順乎自然而行於無事的（參見《約言》）。所謂學、困、利、勉，甘泉也不問其難易，而認為「只在一路之自然，更不添一物也」（《天關語通錄》）。即使關於學、習、知、行，甘泉也主張「學其應學，習其應習」（《湛甘泉文集》卷26，《詩》）；「以無覺之覺為天明，以無事之事為天行」（《問疑續錄》）；因而強調一面做工夫、一面超越工夫的必要性，亦即工夫之自然的重要性。

  據甘泉說，如果用這種自然的工夫，那就如同「樹根著土」（《湛甘泉文集》卷7，《答太常博士陳惟浚》），天理性命能自然樹立。這可以說是化育之功在我手上，有把握天機之便利。這既是所謂「無中生有」的手段，又是冥合天地之生德而達宇宙之生意的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