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天理為學之頭腦

  被甘泉視為學之頭腦的天理，是貫通心物內外，既不墜於僵硬的格式，又不涉於個人的私意，中正而不偏倚（過與不及），且以萬物為一體，並把「發用流行」、「存養擴充」、「粲然條理」合而為一的渾然本體。

  甘泉確信，通過這種渾淪的天理之學，就能救正宋儒的支離之病。故而他以此為聖學宗旨，並尊信得此學之善體的儒者周濂溪、程明道以及其師陳白沙之學，而尤其私淑於程明道。濂溪不除窗前草，有人問其故，答曰：「與自家意思一般。」明道也說過：「切脈最可體仁，」「觀雞雛，此可觀仁。」（《二程全書》卷2）若按這些思想來看，可以說周、程之學也含有如甘泉所說的那種渾淪之道。所以甘泉說：「其周濂溪、程明道乎，微二子，道其支離矣；舍二子，吾何學矣！」（《湛甘泉文集》卷3，《雍語》）這不是沒有道理的。

  白沙也說過：「斯理……無一處不利，無一息不運……得此把柄入手，更有何事？」（《白沙子集》卷2，《與張延實》）若從這一立場出發，白沙之論與渾淪之道也是同樣的。只是濂溪之學清直廣大，明道之學渾厚純一，白沙之學直通靜澄，三者的道和工夫各有異處罷了。

  甘泉鑑於時弊，特別篤信明道之學。他的《遵道錄》（所謂「遵道」，即表示遵守明道之意），就表明了這一意圖（參見《湛甘泉文集》卷17，《敘遵道錄》）。然而，雖說遵奉明道，但在他那裡有經歷其師陳白沙和陸象山心學的痕跡，也是不能忽略的。

  當時，朱子學者羅整庵針對甘泉所謂的「天理只是吾心本體，豈可於事物上尋討」之觀點評論說：這有悖於「循物理」而「心定的明道」《定性書》之主旨，並非難甘泉的《遵道錄》是「名為遵道，實則相戾」，因而「余不能無惑也」（《困知記》卷4）。然而，應該看到的是，整庵之說一方面是以明道渾一之道為宗，另一方面又注重心之血脈，而這實際上是湛學的特色。

  甘泉之心學，正如下文所述，是以體認為宗，又以鍛鍊動之心為要。從這一點來看，他雖以明道之學為宗，但離明道在「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二程全書》卷54，《秋日偶成詩》）的詩句中所顯示的靜意，以及白沙的「至靜」思想仍有一定距離，同時也可感受到類似王學那樣的生命搏動。可是，甘泉雖像王學那樣尊心重行，卻並不專任於內在生命的流動，故依然帶有明道的學風。若把甘泉之學與陽明之學劃一分界線，大概就在這裡吧！

  如果要說明兩學的差異，似乎可以這樣說：兩者雖都以體認為宗旨，但甘泉以天理為學之頭腦，而陽明則以良知為學之頭腦。至於產生這種差別的原因，乃是因為後者以主觀的、生命的東西為主，而前者則以客觀的、普遍的東西為主。(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