湛甘泉的「隨處體認天理」與王陽明的「致良知」

  以學之頭腦為切要的陽明，即使對孟子所謂的「必有事焉」與「勿忘勿助」的關係，也認為後者只不過是作為前者的提撕警覺而已，若有事之功不間斷，則不須更說「勿忘勿助」（參見《傳習錄》中，《答聶文蔚》二）。

  陽明認為，如果以「勿忘勿助」為「必有事」之工夫的話，那就全無實落下手處，反會陷於沉空守寂之弊（同上）。然而，「必有事」之功從根本上說又是不能當作「致良知」之頭腦的。就是說，「必有事」是「集義」（行事合乎道義），而「集義」是終究看不出頭腦的。但若基於「致良知」，則當下就有實地之功。所以說，「必有事」不能作為「致良知」的頭腦（同上）。以「勿忘勿助」為「必有事」之工夫的是湛甘泉。

  上述的陽明所論，顯然是不把甘泉之說包括在自己的念頭當中的。甘泉晚年提倡「隨處體認天理」之學，但陽明認為，此學仍缺少頭腦。只是由於甘泉之學以體認為宗，在這一點上與陽明並無二致，所以陽明說它與「致良知」之說似乎並無多大差別。但他又認為，兩者之間有直截和迂曲之異。譬如他認為，「致良知」是培養根本之生意而使其通達於枝葉，而「隨處體認」則是枝葉生意茂盛而使其復歸於根本。問題是，若無根本，則枝葉的生意茂盛也是不可能的。所以「隨處體認」說與「致良知」說仍隔一塵。原來，甘泉學說強調「事事物物有定理」，是為救正求理於外、求理於事物的朱子學者之弊而發的。所以陽明說：「隨事體認天理，即戒慎恐懼工夫。以為尚隔一塵，為世之所謂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而求之於外者言之耳。若致良知之功明，則此語亦自無害，不然即猶未免於毫釐千里也。」（《王文成公全書》卷6，《寄鄒謙之》五）

  在以致良知為學之頭腦的陽明看來，良知之本體本無所謂動靜，若能明白良知，就既可以靜處體悟，也可以事上磨鍊（參見《傳習錄》下）。

  也就是說，在致良知工夫中，並無有事無事之分（參見《傳習錄》中，《答陸原靜書》二）。所以，如果基於良知，就不必論及動靜感寂、未發已發、未應已應（參見《傳習錄》下）。

  同樣，如果言「致良知」，則孟子所說的「夜氣」、程朱所說的「敬」，也就顯得多餘（參見《傳習錄》下；《傳習錄》上；《王文成公全書》卷7，《古本大學序》）。而且，即使討論氣質之善惡，大概也是專求於「致吾之良知」的吧（參見《傳習錄》中，《答陸原靜書》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