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論

  朱子以《大學》為「為學之綱目」，而將工夫之要歸于格物致知（參見《朱子語類》卷14），陽明也是這樣。但如果說朱子的立場是唯理的話，那麼陽明的立場則可以說是唯心的。

  眾所周知，《大學》以明德、親民、止至善為三綱領，而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八條目，但陽明則把這些作為渾然一體的工夫，而極力排斥使工夫支離的觀點。例如，他對三綱領有如下一些說明：明德與親民一也。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明德也。若不知此，則或像佛老二氏那樣，流於虛罔空寂而失家、國、天下之道；或像五伯功利之徒那樣，以智謀權術為事而失仁愛惻怛之誠。之所以如此，皆是因為不知止至善之要也。至善也者，明德親民之極則也。故若只知明德而不知至善，則馳騁私心而成虛無寂滅；若只知親民而不知至善，則私心逞於卑近瑣末以至以權謀智術為事。

  陽明以至善為天命之性，以昭靈不昧為至善之發見，並把這些都說作是明德之本體，亦即良知，而把良知作為道德判斷之準則和性理的根源。他認為，所謂至善就是吾心天然自有之則，而不容有所擬改加損於其間。他以朱子之窮理為外求支離，並以之為非的理由就在於此（參見《王文成公全書》卷7，《親民堂記》；卷26，《大學問》）。

  陽明在《大學問》中也批判了朱子學的「大學」解，他說：

  後之人惟其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揣摸測度於其外，以為事事物物各有定理也。是以昧其是非之則，支離決裂，人慾肆而天理亡，明德親民之學遂大亂於天下。

  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求之於其外，以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也，而求至善於事事物物之中。是以支離決裂、錯雜紛紜，而莫知有一定之向。

  陽明不滿朱子把親民之「親」解作「新」。指出：作「親民」則與明德之功為一，作「新民」則與明德之功為二，從而批判了朱子的「新民」說。由此也能窺知陽明渾一性思考方法之一斑（同上）。

  總之，在陽明看來，所謂至善即良知之天則，至善之發見便能辨是非，以至感應變動而不失天然之中，宛如規矩之於方圓也。一言以蔽之，把三綱領歸於致良知，這就是陽明的思考方法。八條目是三綱領的工夫，但陽明把修、齊、治、平歸於修身，而以格、致、誠、正為修身之工夫，再把格、致、誠、正歸於致知（致良知）。所以他在給馬子莘的書函（同上書卷6）中說：「良知之外更無知，致知之外更無學。」確立了渾一思考方法的陽明，以心、意、知、物為一物，以正、誠、致、格為一事。就是說，身之主宰為心，心之發動為意，意之靈明為知，意之著處為物。就物而言謂之格，就知而言謂之致，就意而言謂之誠，就心而言謂之正。因而陽明認為，對應於心、意、知、物的各個工夫，雖有先後次序之別，但實質上是一回事（參見《傳習錄》中，《答羅整庵少宰書》）。總之，若從本質上說，工夫是合一的，而強調在其中無內外彼此之分，就是陽明的立場。例如他說：「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則謂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則謂之心；以其主宰之發動而言，則謂之意；以其發動之明覺而言，則謂之知；以其明覺之感應而言，則謂之物。」（同上書中，《答顧東橋書》）

  陽明在給羅整庵的書函（《傳習錄》中，《答羅整庵少宰書》）中也闡述了格物是渾一之工夫的思想，他寫道：

  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豈有內外彼此之分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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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陽明把格物之「格」訓作「正」，以格物為意念之著處，去其不正而正其正，亦即去心之不正而全其本體（天理）之正也（參見《傳習錄》上）。當時，陽明的這一思想被朱子學者當作以內為是、以外為非的佛老的虛無寂滅之論而受到非難。

  對此，陽明回答說：因為在心物之間沒有彼此內外之別，因此我所說的格物不是以內為是、以外為非的，也不是專務反觀內省而遺棄講習討論之功的，也不是專用心於綱領本源之約而以支條節目為多餘的。如果吾之格物沉溺於枯槁虛寂之偏而不盡物理人情的話，那麼不但得罪於聖門，而且也是得罪於朱門的。同時，他又指出：吾之格物雖說包羅統括了朱子之格物論的九條（參見朱熹《大學或問》），然而與朱子之說有毫釐千里之差（參見《傳習錄》中，《答羅整庵少宰書》）。

  為什麼說有毫釐千里之差呢？因為在陽明看來，與致良知說之有頭腦相反，朱子格物說是缺少頭腦的。(12)陽明的格物論，如前所述，是唯心的，但又是包羅總括而渾一的。與此相比，倒不如說陸子的本心論有過於唯心之嫌，因而是粗糙的，大概也可以說是欠精一的吧！所以陽明雖介紹了陸子，但對陸子卻下了這樣的評語：「他心上用過工夫，與揣摩依仿、求之文義自不同。但細看有粗處，用功久當見之。」（《傳習錄》下）陸子雖倡「心即理」說，但在格物說上卻並不太有什麼創新。陽明批評陸子之學「有粗處」的原因正在於此。

  陽明把「格物」視作「隨時就事上致其良知」（《傳習錄》中，《答聶文蔚》二），並以此為真切的實地工夫。然而，因為他以致良知為學之頭腦，故認為致吾心之天理於事事物物為致知，事事物物得其理為格物（同上，《答顧東橋書》）。就是說，格物為致良知的實地處。所以他說，若不格物，則致良知也就成了影響恍惚、懸空無實的東西了(13)（參見《大學問》）。於是，不但格物，而且誠意、正心也成了致知（致良知）之功。故而陽明認為：「故區區專說致良知，隨時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著實去致良知，便是誠意；著實致其良知而無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傳習錄》中，《答聶文蔚》二）這是陽明把《大學》之要歸於致知而言「知至」的緣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