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良知」論

  朱子遵循傳統說教，用仁義禮智說明人性，而且「仁」被當作是總括仁義禮智的東西。而陽明認為這些無非是心之表德、四端而已（參見《傳習錄》上）。

  所以，與朱子把學之要歸於性不同，陽明把學之要歸於心，這是因為心在陽明那裡要比性更為本源。因此，陽明即使說性，也是把它作為即於心而說的（參見《傳習錄》下）。就是說，陽明不像朱子那樣把作為人心之奧秘的性當作本源，而是求本源於心之感應發端，即已發之心。(9)

  陽明不但把四端五倫作為心之感應，而且還把「六經」歸於此心（參見《王文成公全書》卷7，《稽山書院尊經閣記》）。所以他以良知為學之頭腦不是沒有道理的。

  陽明最早論及良知並把它作為學之頭腦的，是在正德十六年即五十歲以後的事。他說：「良知二字，實千古聖賢相傳一滴骨血也。」(10)（《陽明年譜》）即良知是直接辨別真偽的判斷性知覺。陽明將此比擬為佛氏的心印，認為據此便可以直接地立誠知偽（同上）。

  如前所述，陽明歷來都以立志或誠意為學之頭腦，但在晚年自從依靠天賦而悟得良知之學是真頭腦以後（參見《傳習錄》中，《答聶文蔚》），在悟導諸生時，已意識到立志或誠意不及良知直截的問題。所以他在寄給門人鄒謙之的書函（《王文成公全書》卷5）中說：「以是益信得此良知二字，真吾聖門正法眼藏。」在寄給安福同志的書函（同上書卷6）中也說：「若今日所講良知之說，乃真是聖學之的（嫡）傳，但從此學聖人，卻無有不至者。」在他看來，良知是愚夫愚婦和聖人都同等的先天具備的「生生之靈根」（《傳習錄》下），是具眾理而生萬事的虛靈不昧的明德。他把這譬喻為舟之舵，認為操此舵便能在驚濤駭浪中免於傾覆（同上書，《寄鄒謙之》四）。

  在陽明詩中，有「乾坤由我在，安用他求為；千聖皆過影，良知乃吾師」（《王文成公全書》卷20）之句。當以良知為師時，這就如同《陰符經》所說的那樣，似乎是「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千聖亦皆隱其影」。因此，陽明會很自然地認為，自己從前的學問未免都求之於枝葉。其詩句「人人自有定盤針，萬化根緣總在心。卻笑從前顛倒見，枝枝葉葉外頭尋」（同上），可以說就是在悟得良知是真正的學之頭腦時有感而發的。

  如前所述，陽明在提倡「知行合一」時，以知之真切篤實為行，以行之明覺精察為知，而誠則可以說是知之真切篤實處，良知則可以說是行之明覺精察處。所以一般認為，良知也可叫作誠，離誠便無良知可言。這也就是陽明所謂的「誠是實理，只是一個良知」（《傳習錄》下）的真諦。只是陽明在體悟那明覺精察的良知，為人人先天具足、直截了當、簡易真切的東西時，乃是經過了千辛萬苦的磨難之後，才開始以致良知為學之頭腦的。

  尹和靖把老師程伊川的「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之說視作天理的漏泄，而陽明的致良知不也正是天理的漏泄嗎？陽明說：「良知本無知，今卻要有知；本無不知，今卻疑有不知；只是信不及耳。」（同上）所以說：「聖人只是知幾，遇變而通耳。良知無前後，只知得見在的幾，便是一了百了。」（同上）(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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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知，就如同《論語》所謂的「不逆作，不億信，而常先覺」一樣（參見《傳習錄》中，《答歐陽崇一》）。所以聖人不貴前知，貴前知者，私心也。在陽明看來，若貴前知，就是功利之心。他把「貴前知」的邵康節當作未免趨功利者而加以非難的原因就在這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