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學之頭腦

  自宋以來，《大學》中提出的所謂「格物」或「格物致知」被作為為學之要旨而受到重視，陽明當然也不例外，但他與宋儒有所不同。

  如前所述，陽明是因為在學生中發現只在枝葉上做工夫，而忘記由根本的培養以暢達生意，從而導致了支離決裂的傾向後，為了救正朱子學的這種流弊，才提出心學的。所以他批評朱子格物說是「缺少頭腦」。

  本來，作為格物的工夫，朱子列舉了「察之於念慮之微」、「求之於文字之中」、「察之於事為之著」、「驗之於講論之際」四條。陽明認為，朱子把四條並列，不設輕重，這是缺少頭腦。陽明則以其中第一條為學之頭腦，並把它貫穿於其他三條之中（參見《傳習錄》下）。本來，陽明的「渾一」的思考方法，似乎也可以說是以學之頭腦為重的。程明道也是具有「渾一」的思考方法的儒者，因而即使論述人性，他在思考過程中，也是把超感覺的形而上的本性與現實的人性相融合的，這就是其主張所謂「漸說性時亦非性」（《二程全書》卷5）的緣由。所以，明道從「氣即性」這一立場出發，承認了告子「生之謂性」之說（同上書卷1）。然而，雖說是承認，那也是從本源上承認的。因為在明道看來，告子的認識其實並未達到這一點，故而他最後還是否定了告子之說（同上書卷2）。

  陽明對於告子生性說的看法接近於明道。他之所以承認告子之說，也是從渾一的思考方法出發而只承認告子以生為性的立場。他認為，告子只是不曉得頭腦，如果曉得頭腦，告子之論亦未嘗不可。這就是陽明的基本立場（參見《傳習錄》下）。

  因此，陽明以學之頭腦為重。他認為，學有頭腦，就如同舟中有舵，儘管有間斷，但一旦提撕之，也就覺醒了，即使橫說豎說也無不通之處。否則，就成了孟子所謂的「義襲」，或者陷於「行而不明，習而不清」之弊（同上）。

  陸子沒有明言學之頭腦的重要性，但其學也可以說是有頭腦的。他對門人說過：「某平日與兄說話，從天而下，自肝肺中流出。是自家有底物事，何常硬把捉。」（《陸象山全集》卷35，《語錄》）指出了心本體的重要性。他還主張以「先立乎其大者」為學之要，這隻要從其「須是血脈骨髓理會實得處始得」（同上）這一觀點中，也能推知大概。只不過陸學的「頭腦」與王學的「頭腦」相比，未免顯得粗淺些罷了！

  「致良知」雖是王學的大頭腦，但王學還認為「立志」、「立誠」（誠意、誠身）也是頭腦。陽明說過：「大抵吾人為學，緊要大頭腦只是立志。」（《傳習錄》中，《答周道通》）

  他所說的立志，如同程子所說的那樣，就是立成聖之志。然而，在成聖當中，有必要不斷地做存理去欲之功，所以說必須立志而存養，擴充念念為善之心，從而到達廣大高明、美大聖神之域（參見《傳習錄》下、上、中；《示弟立志說》）。總之，立志是養心之功。但陽明並不滿足於專以內心工夫為旨。所以他認為，真正的立志，是正之於先覺，考之於古訓。就是說，是不能不有學問的。因此，以立志為學之頭腦的陽明訓導說：

  

  學本於立志，志立而學問之功已過半矣。此守仁爾來所新得者，願毋輕擲。（《王文成公全書》卷26，《與克彰太叔》）

  陽明所說的立志，正如其在《示弟立志說》（同上書卷7）中所說的那樣，是培養灌溉根本而使之發幼芽、生枝葉、結果實的本原工夫（同上）。此志不立，則如同樹木無根，而無生意之發端。所以他說：「賢者不以此為迂。」（《王文成公全書》卷27，《寄張世文》）蓋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孟子·離婁下》）據陽明說，所謂「本」，即是立志（參見《王文成公全書》卷4，《寄聞人邦英邦正三》）。《論語》所謂「三十而立」，也是立志；所謂「七十而不踰矩」，也是指志不踰矩。君子之學，以隨時隨地立志為事，所以陽明並不以立志為安行之事（參見《示弟立志說》）。

  陽明又以立志為存理去欲的拔本工夫，且將其譬作烈火燎毛，太陽當空，便魍魎潛消（同上）。因此，其以立志為「無中生有」之工夫也是理所當然的（參見《傳習錄》上）。即使在立志方面，陽明也如同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那樣，是以工夫之痛切為要的。而且他還提出告誡：正如孟子所說的「有事」、「勿助長」那樣，若經常不斷地執著於逐光景之效驗，那就會產生助長外馳之弊。總之，陽明的立志說，與後述的立誠說一樣，是拔本塞源、全體渾一的教法。

  如前所述，陽明晚年以致良知為學之大頭腦。陽明認為，良知是有無渾一的絕對無的實在，是無窮之生命的源泉，而立志則被認為是良知之用（參見《傳習錄》中，《答周道通》）。然而，正因為良知是先天的東西，所以立志才被認為是必要的。因此陽明認為：「蓋無一息而非立志責志之時，無一事而非立志責志之地。」（《王文成公全書》卷7，《示弟立志說》）

  正德八年，四十三歲的陽明在《與黃宗賢》（《王文成公全書》卷4）書函中，以立誠為「心髓入微」之工夫，認為立誠是殺人之際用力於咽喉之物；誠則自然篤實光明，即使有私慾萌動，也如烘爐點雪、一舉而化。這時的陽明，講立誠是為了說明誠意、誠身的重要，並以此為教學之頭腦（參見《傳習錄》上）。

  據他說，存理去欲、省察克治之功也是根據立誠而提出的。他以天地之道及聖學為誠（參見《王文成公全書》卷27，《南岡說》；同書卷8，《書王天宇卷》），認為誠身之學「真有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同上書卷5，《與席元山》），指出：萬理皆由誠意所發，故而誠意較之本根更能生出枝葉（參見《傳習錄》上）；《大學》的格致實是培養灌溉本根的工夫，而誠意則是格致之主意。因此，如果舍誠意而專以格物為事，那就如同培養灌溉而不植根一樣，徒耗精力而一事無成（參見《王文成公全書》卷8，《書王天宇卷》）。如此看來，陽明以誠意為《大學》之要並非沒有道理。

  陽明認為，誠意為《大學》之本，所以他反對以格致為先、誠意為後的朱子《大學》說，而改立《大學古本》。他在《大學古本序》（同上書卷7）中解釋「《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時認為：「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則，致知而已矣。正心，復其體也；修身，著其用也。以言乎己，謂之明德；以言乎人，謂之親民；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陽明把《大學》之要歸於誠意，是因為考慮到誠意是《大學》三綱領八條目的頭腦。然而，即使說誠意是學之頭腦，也未必不要格致等工夫，陽明只不過是以兩者相即並以誠意為其頭腦罷了。所以陽明說：「不務於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事于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不本於致知而徒以格物誠意者，謂之妄。支與虛與妄，其於至善也遠矣。」（《大學古本序》）

  總之，以誠意為學之頭腦、《大學》之要的陽明，視誠意為聖門第一義，而近世儒者則以誠意為第二義，故而陽明理所當然地要對近世儒者提出非難（參見《傳習錄》中，《答顧東橋書》）。但是，就如同把「致良知」作為學之宗旨那樣，陽明後來又把《大學》之要歸於「致知」，認為「乃若致知存乎心悟，則致知焉盡矣」(8)（《大學古本序》）。

  直到以「致良知」為學之宗旨後，陽明才把良知的發見真切篤實處作為誠，認為「誠」實乃良知用力處。然而，因良知並非冷徹之感知，而是與好惡之情一體的溫血之知覺，故而陽明又稱良知之體為真誠惻怛（參見《傳習錄》中，《答聶文蔚》）。而正因為良知是先天的東西，所以立誠之工夫也就自然成為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