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論

  陽明在龍場悟道的次年，始倡「知行合一」論，並向諸生講解此論（參見《陽明年譜》），此後，陽明心學的特色才得以發揮。

  這也可以說，陽明的「知行合一」論，是發陸子心學之秘蘊的。陽明認為，「如好好色，如惡惡臭」的《大學》之語，揭示了真正的知行關係，即所謂「知行合一」。為什麼見好色、聞惡臭為知，好好色、惡惡臭為行呢？因為見好色時業已好之，聞惡臭時亦已惡之，並非見了、聞了後而別立一個心去好之、惡之，所以知行本體本來就是一個。這就是古人所說的知行本旨。

  因此，陽明指出：「知是行的主意（目的），行是知的工夫（手段）。」「知是行之始（始原），行是知之成（成就）。」（《傳習錄》上）又說：「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所以，知行工夫本不可分離。知時，其心若不真切篤實，那麼知亦就因為不能明覺精察而成為妄想，故而不能只要明覺精察而不要真切篤實。行時，其心若不明覺精察，那麼行也就因為不能真切篤實而成了冥行，故而不能只要真切篤實而不要明覺精察。心之本體本來如此，所以知行只是一個工夫，將其分而言之，也無非是為了以一為本而救弊補偏罷了。而且，陽明還談到，如果善於體會這個主旨，便不必特意叫「合一」，不妨叫「並進」。這是陽明「知行合一」論的主旨（參見《傳習錄》中，《答顧東橋書》）。

  這可以說是將知擴充到行，把行擴充到知，而以行為知、以知為行的。但若從陽明「知行合一」論的基本精神來看，歸根到底可以說是以行為中心的。(5)就是說，是從若不行就不能致知的角度來講「知行合一」的。（同上）

  這就明白地揭示了其「合一」論的宗旨。陽明說：

  

  今人學問，只因知行分作兩件，故有一念發動，雖是不善，然卻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說個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頭克倒了。須要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傳習錄》下）

  由此可見，陽明直接以知為行，又直接以行為知，但他只以任其自然性情為善，而並不排斥用功（參見《傳習錄》下；《王文成公全書》卷6，《答友人問》）。

  強調「知行合一」的陽明，把關於是非善惡的道德之知覺即良知，當作與好惡之情渾然一體的東西，是理所當然的。

  陽明把良知行為視為好善、惡惡之情，認為只好惡便盡了是非（參見《傳習錄》下），並以《大學》所謂的「自慊」（自我滿足）為致良知即致知（參見《王文成公全書》卷26，《大學問》；同書卷5，《與王公弼》；同書卷7，《紫陽書院集序》）。然而，一方面，若只以好惡為判斷標準，那就會陷於主觀性而喪失乃至否定客觀性；另一方面，若只根據超越好惡的理之靜來做判斷，就會為了保持客觀性，而不得不倒向朱子之說（參見《傳習錄》上）。擔憂心體血脈性命之支離的陽明，也正是這樣思考的。他晚年提倡良知說，認為人心中內在的道德法則（理），是以自然明覺發見一個真誠惻怛為體的。這一思想也是從同樣的主旨中產生出來的。總之，陽明雖不一定把好惡之情認作「生知安行事」，但認為，若離此就不會有道德的法則、判斷和知覺。這就是陽明「心即理」和「知行合一」說的基本立場。(6)

  孟子是用理義來作為人心之同然的，他說：「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孟子·告子上》）而以道德和好惡之情為渾然一體的陽明，其立場則可以說是對孟子之說的發揚。上述陽明的兒童教育說，毋庸置疑就是以這種思想為背景的。

  陽明為龍場諸生寫了教學訓，其內容首先就是立志，其次為改過、責善、勸學。需要注意的是，陽明把立志置於首位。但只要看一下立志條中所述之內容，大概就會明白那也是基於陽明的上述主旨的，從中亦可窺知陽明的教學特色。現節錄於下：

  昔人有言，使為善而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賤惡之，如此而不為善可也；為善則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何苦而不為善為君子？使為惡而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如此而為惡可也；為惡則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賤惡之。何苦而必為惡為小人？諸生念此，亦可以知所立志矣。（《王文成公全書》卷26，《教條示龍場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