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三變」與「教三變」

  據《年譜》記載，陽明論朱陸同歸是在正德六年四十歲時，他與持道問學和尊德性而論朱陸是非者相反，認為朱子以道問學為主是為了救正學者的躐等妄行之弊，而陸子以尊德性為主則是為了救正學者的陷空支離之弊，況且，朱子也是以尊德性為要，而陸子也是以道問學為要的。所以，他斥責了那種所謂朱陸是非之論。正德十三年，四十九歲的陽明寫下《朱子晚年定論》，這也正好說明了他所謂「朱陸同歸」的微旨。(2)

  正德十五年，四十九歲的陽明寫了《象山文集序》（《王文成公全書》卷7），其中也闡述了自己的朱陸同歸論。他認為，陸子之學即孟子之學，因而明言其所述的聖學道統之意，進而辯駁了世人以為陸學陷於禪的誹謗。在我看來，陽明此論倒可以說是揚陸的，只不過為了婉轉地敘述而取同歸論的形式而已。陽明晚年由於提倡致良知說而不言朱陸同歸。因為他很早就以心學為宗，所以本來就應該從此開始而倡導揚陸貶朱，但當初卻壓抑住這種傾向而特意提出朱陸同歸論，這也許是因為其心中有鄉愿媚世之念吧（參見《傳習錄》下）！

  陽明之心學有三變，與此相應，其教學也有變化。開始是在弘治二年十七歲時。這一年，陽明領悟到了古帖的摹寫與法書並非依靠技術，而是取決於心的精明，爾後其格物論亦多以此為據。此事後來被記載在《年譜》里，這正好說明陽明唯心的格物論在這時業已萌芽。

  弘治五年，二十歲的陽明遵循「眾物之中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的朱子格物窮理說，因見家中庭前之竹，為窮其理而沉思數日，結果因此致病，終於不得已而棄此念頭（同上）。如此格物窮理，就像陸桴亭所說的，類似於禪的竹篾話頭，自然是不符合朱子本旨的。(3)

  陽明當時正出入於佛老二氏之學，當他悟其非而開始轉向儒學時，已是弘治十五年三十一歲時。那時，他在越（今浙江紹興）之陽明洞養病，雖然總想要儘量遠離俗世，但是終究未能斷絕親情之念。這時，他忽然領悟到，如果能像佛老那樣斷絕塵念，就會斷滅種性，於是他便轉向了儒教（參見《陽明年譜》）。陽明向儒教的轉變，據說是以孝之念為動機的，這也許是形成其心學面向的一個契機吧！

  陽明最初倡明聖學而給弟子講學，是在弘治十八年三十四歲時，那時，他正滯留京師。由於當時學者都致力於詞章記誦之學，不知有「求諸己」的真切體認之學，所以陽明首先以必須確立成聖之志作為教學的準則，並對詞章記誦之學做了批判（同上）。然而在格物致知方面，陽明似乎仍未超脫外求之域。

  陽明體悟到「聖人之道，吾性自足」，是在正德三年三十七歲時的事，因為當時他在貴州龍場，故而史稱「龍場悟道」（同上）。佐藤一齋說，陽明由此始悟聖人之道（參見《傳習錄欄外書》上）。簡言之，「龍場悟道」無非是對「心即理」說的體悟。體悟後，陽明又求證於己所默記的《五經》，結果莫不相吻合，因而著《五經臆說》（參見《陽明年譜》）。在《五經臆說》的序文（《王文成公全書》卷22）中，陽明強調聖人之道是各人的心得，並說：「《五經》者聖人之學具焉。然自其已聞者而言之，其於道也，亦筌與糟粕耳。」又說：「嗚呼！觀吾之說而不得其心，以為是亦筌與糟粕也，從而求魚與醪焉，則失之矣夫！」

  由此可見，《五經》皆吾心中之物，所以它只是根據心悟而得到的。否則，《五經》就是陽明所說的魚之筌、醪之糟粕矣。這樣一來，《五經》反而只成了論證自己主張和學說的資料或手段。此事若看一下殘存的《五經臆說》十三條（同上書卷26），就容易明白了。

  張橫浦說：「經為紙上之法，無非人心之理。」（《心傳》中）陸子在說明不著述的理由時說：「「六經」注我，我注「六經」。」（《陸象山全集》卷34，《語錄》）又說：「「六經」乃吾之註腳。」（同上書卷35，《語錄》）陽明也說：「「六經」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王文成公全書》卷7，《稽山書院尊經閣記》）又說：「「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4)（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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