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洞書院的學規

  眾所周知，朱子雖為白鹿洞書院制定了學規，卻並不正式將其命名為學規。那是因為，他認為學是對自己有好處的，而不應該是為他人設立的必須遵循的規矩準則。他看到別的書院的學規幾乎都沒有理解這個精神，因而說：「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為已淺矣。」（《朱文公文集》卷74，《白鹿洞書院揭示跋》）朱子制定學規的意圖，儘管如此不拘，但也不能認為朱子的學規就不具有戒律主義的傾向。這從其《白鹿洞書院揭示》中記有「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董仲舒語，便可大致推測出來。朱子在提倡所謂「居敬存養」時，以整齊嚴肅為其要，這或許正是這種精神的體現吧！此精神在朱子有關小學教育的態度中也可看到。

  這隻要看一下朱子的《小學題辭》（同上書卷76），就可明白其小學教育的戒律主義傾向了。與此相反，陽明的小學教育則立足於以情為中心的理情一致主義（自然主義）的立場，即必須尊重兒童的自然性情，並順應其本性，來進行誘導教化，以便發揚其善心，而使其生意暢達。這是陽明的思考方法。正德十三年，四十七歲的陽明在南贛平定橫水、桶岡、浰頭等地諸賊後，痛感當地民俗之不善，於是決定設立小學，以強化兒童之教化。當時，他針對劉伯頌等人的觀點，論及了自己的兒童教育的理念和規則（參見《傳習錄》中，《訓蒙大意》《示教》《讀劉伯頌》及《教約》等），其中所體現的基本思想，就是以上述精神為基調的。

  在陽明看來，古代是把人倫教化作為教育的目的，而後世則只顧記誦詞章而不顧教化，所以今天的兒童教育，必須以培養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為方向。作為其方法，他列舉了誦詩、習禮、讀書三樣，並批判了當時僅以讀書為要，而視誦詩、習禮為不切於時務的風潮，認為這是陷於功利主義而違背古人立教之意的。

  陽明認為，誦詩是為了發揚道德情意，習禮是為了嚴正威儀，讀書是為了啟發智能。而陽明則對摧撓童心的教育方式進行了嚴厲批評，指出：

  大抵童子之情，樂嬉遊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撓之則衰萎。今教童子，必使其趨向鼓舞，中心喜悅，則其進自不能已。譬之時雨春風，霑被卉木，莫不萌動發越，自然日長月化；若冰霜剝落，則生意蕭索，日就枯槁矣。（《訓蒙大意示教讀劉伯頌等》）

  他認為，近世的兒童教育全都因為違反了這種精神，才使兒童嫌惡學習，養成詭詐、粗頑、鄙吝的惡習。這是陽明在兒童教育方面強調理情一致主義（自然主義）的緣由。朱子的小學教育是從保持性理之嚴正性的性學精神中推導出來的，而陽明的小學教育則是從重視心之生意的心學精神中推導出來的。

  朱子在《白鹿洞書院揭示》中所列舉的五條學規，分別采自《易經》及孔、孟、董仲舒之語。日本的山崎闇齋稱讚它是能與明儒的《小學》《大學》之書相併行的學規（參見《白鹿洞書院揭示集注跋》）。陽明也在《紫陽書院集序》（《王文成公全書》卷7）中稱讚說：「夫為學之方，白鹿之規盡矣。」然而又不能不認為尚有未盡之意。

  據陽明說，白鹿書院的五條學規本來是一以貫之的，因為學者把它們各自分離而不知其一貫之妙，所以朱子主張隨事精察而力行之。然而，後世學者卻使之失於支離瑣屑、色莊外馳，並流於記誦功利之習，但這並不是朱子之罪。而且，陽明認為，朱子亞流之所以陷於支離，是因為不曉得學本來就是心之學。為此，他把白鹿之五條學規視為心學，並概略地作了解說，以闡明朱子學的一貫妙旨。據陽明說，這就是他發明朱子未盡之意的原因（參見《王文成公全書》卷7，《紫陽書院集序》）。他說：

  德有本而學有要，不於其本而泛焉以從事，高之而虛無，卑之而支離，終亦流蕩失宗，勞而無得矣。是故君子之學惟求得其心。雖至於位天地，育萬物，未有出於吾心之外也。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一言以蔽之。……朱之白鹿之規，首之以五教之目，次之以為學之方，又次之以處事接物之要，若各位一事而不相蒙者。

  那麼，陽明揭示心學的理由是什麼呢？

  

  在陽明看來，譬如心是草木之根，心學便是培養、灌溉此根。因為扶植鏟鋤全是為了培育此根，所以學亦無非是為了育成此根（同上）。讀一讀陽明的《紫陽書院集序》，就會感到他發明陸子心學，並據以救正朱子學支離之弊的良苦用心。當時，因為揚朱貶陸的風潮盛行，所以陽明恐怕是出於無奈，以借宣揚朱陸同歸論來發揚陸子心學，進而救正朱子學之流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