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科舉為目的的書院教學

  我們知道，明代的書院教學與當時的學制是存在著密切關係的。

  北宋時期，慶曆、熙寧、元豐、崇寧各代都致力于振興學校教育，其間，科舉制度得到改良，從而使官學趨於興盛。到了南宋，則出現了官學衰微、書院隆盛的情形。書院的創始可追溯到唐代，但到宋代才新建起眾多的書院。在這些書院中，碩儒成了講主，而且書院中實行的也未必是科舉的預備教育。

  然而，隨著官學的隆盛，士人大都變得追逐名利，從而使書院教學逐漸衰微，到北宋末年，大部分書院被廢止了。到了南宋，書院再度復興，而書院教學也變得興盛起來。尤其是白鹿洞書院，朱子將其復興後，還親自做了洞主，陸象山則在那裡舉行過有關《論語》的君子小人義利之章的講演，給予朱子及其門人以深刻的印象，使之一躍成為聞名天下的書院。(1)

  到了元代，書院教育雖有發展，但因其官學化而失卻了書院教學的本來精神。至於明代，經過整頓的學校及科舉制度有了顯著的發展，教育完全成了科舉的預備教育。舉業的範圍限定於「四書五經」，並以程朱之說為標準，於是編纂了《四書五經大全》，以作為應試者的標準答案，應試者需全力以赴地將其完全背誦下來。

  科舉考試時，還要求作所謂「八股文」。因此，教學內容變得空泛，而應試者則專心於投機取巧，終於產生了甚多的弊害，並導致了極端的墮落。正因為如此，才使朱子學淪落到了與漢唐儒學一樣的訓詁學的地步；加之其成了能據此獲利的工具，故而又使自己的真精神喪失殆盡。

  在明初，書院的復興和建設雖逐步展開，但並不發達，一直到成化以後，才漸漸興起，至嘉靖、隆慶年間而趨於隆盛。但這些都是靠王陽明及其門人以及湛甘泉的努力講學才得以實現的。這時，教學的真精神受到重新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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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書院教學的真精神究竟是什麼呢？

  一言以蔽之，就在於理想人格的教育。學而成聖，這是宋明理學家的普遍看法，而書院教學的目的就在於此。

  聖賢與愚不肖雖說在氣質稟賦上有所不同，但都具備同樣的道德本性，只不過由於明察完備與否而產生了差別。所以人們在知識方面儘管有生知和困勉之別，但都可能成為聖人。這就是說，學問並不是滿足人們功利慾望的手段，而是必須以徹頭徹尾的道德上的理想人格的形成為目的，這才是他們的思考方法。所以朱子在《白鹿洞書院揭示》的跋文中所制定的教學目標，不是「為人」（《論語·憲問》），而是「為己」（同上）。

  當時官學普及於天下，並且都實行科舉的預備教育，其教學手段亦大都服務於功名利祿，朱子因而對其弊病十分擔憂（參見《朱子語類》卷109），並深刻論述了教學目的在於道德倫理的觀點（參見《朱子文集》卷78，《信州鉛山縣學記》《衢州江山縣學記》）。朱子的講友張南軒也同樣認為，教學的目的在於明倫，而決非追逐科名利祿之計，習得言語文詞之工（參見《張南軒文集》卷10，《郴州學記》《袁州學記》《潭州重修嶽麓書院記》）。因此，朱子和南軒所持的立場，基本上是反對科舉的。既是朱子講友又是其論敵的陸象山也同樣持反科舉的態度，只不過沒有朱子等人那麼嚴厲。象山認為，場屋之得失，非所以為君子小人之辨也（參見《陸象山全集》卷23，《白鹿洞書院論語講義》）。同時他又認為：「吾自應舉，未嘗以得失為念」（同上書卷34，《語錄》）；「若不徇流俗而臨正學以言者，豈皆有司之所棄、天命之所遺」（同上書卷23，《貴溪重修縣學記》）。

  陽明的《舉業論》大抵近於陸子。陽明強調「明倫之外無學」，故以外此而學者為異端，非此而論者為邪說，假此而行者為伯術，飾此而言者為文辭，背此而馳者為功利之徒。認為舉業必自此而精，始能無愧於敷奏明試；進仕亦必由此而施，方能不辱於行義達道。然陽明又說：「然自科舉之業盛，士皆馳騖於記誦辭章，而功利得喪分惑其心，於是師之所教、弟子之所學者，遂不復知有明倫之意矣。」（《王文成公全書》卷7，《萬松書院記》）

  因此，陽明也是看到了現實的舉業之害，才提出自己的反科舉之論的。但他又認為，學問和舉業原本並不對立，甚至說：「只要良知真切，雖做舉業，不為心累，雖有累亦易覺，克之而已。且如讀書時，良知知得強記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欲速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誇多鬥靡之心不是，即克去之。如此亦只是終日與聖賢印對，是個純乎天理之心。任他讀書，亦只是調攝此心而已，何累之有？」（《傳習錄》下）他還對辰中諸生說：「舉業不患妨功，惟患奪志。」（《王文成公全書》卷4，《與辰中諸生》）

  關於舉業與講學的關係，在陽明《寄聞人邦英邦正》（同上書卷4）的書函中有詳細論述，他的舉業論也可以說就是為此而發的。現摘錄如下：

  家貧親老，豈可不求祿仕。求祿仕而不工舉業，卻是不盡人事而徒責天命，無是理矣。但能立志堅定，隨事盡道，不以得失動念，則雖勉司舉業，亦自無妨聖賢之學。若是原無求為聖賢之志，雖不舉業，日談道德，亦只成就得務外好高之病而已。此昔人所以有「不患妨功，惟患奪志」之說也。

  仕官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然謂舉業與聖人之學相戾者，非也。程子云：「心苟不忘，則雖應接俗事，莫非實學，無非道也。」而況於舉業乎！謂舉業與聖人之學不相戾者，亦非也。程子云：「心苟忘之，則雖終身由之，只是俗事。」而況於舉業乎？

  至於治生與講學的關係，陽明也像看待舉業與講學的關係一樣。所以，王陽明反對許魯齋的《治生論》，因為倘若如魯齋所說那樣以治生為務，就會使學者孜孜不息於營利。而陽明則主張以講學為首務，治生只是講學中一事（參見《傳習錄》下；佐藤一齋《傳習錄欄外書》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