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廬到篁墩的朱陸同異論

  草廬把程朱學中作為進學工夫的「致知」和作為涵養工夫的「居敬」加以貫通。具體地說，居敬工夫因為是貫穿內外知行、德性聞見、博文約禮、修己治人的，所以是程朱學的根本，是聖學階梯之要諦。而這一點卻是漢唐諸儒所未能認識到的（參見《吳文正公集》卷6，《主敬堂記》；卷7，《答孫教諭說書》；卷2，《答參政儀伯問》；卷22，《儼齋記》；卷23，《明明齋堂記》《凝堂山房記》；卷22，《尊德性道問學齋記》）。因此，草廬在論述「敬」時說，程夫子言「敬以直內」，而不言「以敬直內」，乃是把「敬」視為本體與工夫合一的存在。

  這樣一來，草廬之學便不能不接近於陸學了(6)。因此，他不以理為固定的形式，而把它看作是真切的東西以及孟子所謂的「原泉」（參見同上書卷22，《有原泉堂記》）。其結果，就如同陳北溪、饒雙峰那樣，把鑽研縷析之義的道問學作為陷於記誦詞章之窠臼的東西而加以排斥。他不僅批評了在道問學、尊德性上的片面性，而且乾脆以德性為重，視其為天之本原（參見同上書卷22，《尊德性道問學齋記》）。因此，儘管草廬提倡朱子學，但又認為：「（陸）先生之道，如青天白日；先生之語，如震雷驚霆。」（同上書卷10，《象山先生文集序》）對陸學讚賞不已。

  因為歸根到底朱子學的讀書講學是真知實踐的手段，而陸學的真知實踐也必須始自於讀書講學，於是草廬認為：「二師之教一也。」從而視朱陸為同歸（參見同上書卷15，《送陳洪範序》）。這時的草廬，雖然批評了朱子學末流的弊害，但卻不言及陸學的弊害，所以清初的張武承曾對草廬尊陸學而又不能剖析陸學表示了遺憾（參見《王學質疑》附錄，《朱陸同異論》）。

  吳門的虞道園雖不像草廬那樣積極主張朱陸同歸，但他認為，若明白了兩者的差異並心領神會的話，就能見到聖人的精微之處（參見《道園學古錄》卷34，《送李伯宗序》），故而他追求的仍是以主敬為本、以朱子學為準則的理路。然而，他又舉朱子給葉公謹、胡季隨的書函，特別是答陸子的書帖為例，來說明朱子求反身切己的真切工夫，以及朱子主張工夫有先後次第的事實，從而暗示了朱子晚年重視尊德性，逐漸與陸學趨於同調的事實(7)（參見同上書卷1，《跋朱先生答陸先生書》）。

  朱陸同異論到了趙東山、程篁墩時，顯示出越加精微的態勢。東山師事黃楚望，他把精思自悟作為學之入門和歸宿，並依靠道園而成就了自己的學問（參見《陸子學譜》卷17，《江南儒林錄本傳》）。東山在青少年時，曾基於朱子學之緒餘而從事誦經訓釋，但後來便產生了懷疑，遂致力於楊龜山、羅豫章、李延平的潛思力行之學；到了晚年又轉向陸學，並以其易簡直截之道為要（參見《程篁墩文集》卷38，《趙東山陸子像讚》）。所以東山也強調朱陸殊途而同歸。他在解釋兩學之異同、敘述其特質時，還追溯其源流，並且用朱陸的來往書函來論證兩學同旨的緣由。只是他對朱子學的論說，在程篁墩看來是稍欠深刻思考的；至於對陸學的論說，則被程氏稱讚為「約而不該」（參見《道一編》卷6，《對江西六君子策略》；《程篁墩文集》卷38，《書趙東山對江西六君子策》《趙東山陸子像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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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篁墩著《道一編》六卷而集以往朱陸同異論之大成。他為了論證朱陸同異論而在前五卷列舉了朱陸的書函，在末卷揭示了有關此論的虞道園、鄭師山、趙東山之說(8)。篁墩關於朱陸兩學的差異有如下論述：朱陸早年猶如冰炭不相容，中年疑信參半，晚年則如同輔車，歸於同旨。他認為，朱子晚年兼取陸學而與陸子同歸於一（參見《道一編序》）。又說：朱子的道問學以尊德性為本，而陸子的尊德性以道問學為軸。他還從理論上闡釋了朱陸之所以同旨的問題（參見《程篁墩全集》卷16，《目錄後記》；卷29，《送汪承之序》）。

  綜上所述，草廬以下的朱陸同異論者，基於朱子學以「敬」為本的立場，掀起了承認陸子心學、討論兩學同旨的思潮。相比之下，篁墩可以說特別重視「敬」。他在把「敬」作為體用兼備、貫通寂感的同時，又認為「敬」是聖學之要、朱子學之本領。由此可見，篁墩是以「敬」為本而提倡全體大用的。

  正因為朱陸同異論者都重視「敬」，因而就不能不考慮真西山《心經》對他們的影響。此書是集中了有關存心工夫的古代聖賢之說和近世濂洛之說，並總結了朱子的《敬齋箴》《求放心齋銘》《尊德性齋銘》而撰成的。

  西山根據《心》《政》二經而揭示了全體大用思想，篁墩則對《心經》加了附註，這在前面都已說了。那麼，篁墩為什麼撇開《政經》而只對《心經》加以注釋呢？這是因為，篁墩列舉了朱子的《大學章句》語（明德說），並把它作為朱子以心為本而闡述全體大用的證據。而且認為：心「體備用周」故不必棄心而他求，所以說以心為本、以政為用的觀點是錯誤的。結果便是，篁墩視西山的《政經》為後人之附會(9)（參見同上書卷39，《真西山先生心經附註跋》）。

  在《心經附註》里，篁墩認為，朱子道問學的本領在於尊德性（參見同上書卷29，《送汪承之序》）。他在救正朱子學亞流的訓詁記誦之弊的同時，還把同鄉先輩的朱子的真面目給昭示於世了。所以，當時朱子學者對《道一編》轉向抑朱扶陸的指責，是他所不能接受的。他自認為，《道一編》的朱陸同異論確實含有真理，因而是不能被誣陷的（參見同上書卷54，《復司馬通伯憲副書》）。

  《道一編》後來受到了羅整庵（羅欽順）（《學蔀通辨》後編；《困知記》）和馮貞白（《求是編》卷4）的批判，特別是受到了陳清瀾的尖銳責難。而王陽明的《朱子晚年定論》，可以說就是《道一編》的副產品，這在理論上是可以成立的。

  (1)馮友蘭說：「朱子之學的最終目的，亦在於明吾心之全體大用，此為一般道學家的共同之目的。」（《中國哲學史》第938頁）又說：「故謂象山不十分注意道問學可，謂朱子不注重尊德性則不可。且此點亦只就二人之為學或修養之方法上言之。究竟朱陸之不同，是否即僅在其所講為學或修養方法之不同，此為極可注意之問題也。」（同上）我和馮友蘭的說法不無同感。

  (2)朱子在比較儒佛二學的道體時說：「聖人見道體，正如對面見人，其耳目口鼻發眉無不見。佛家如遠望人，只見髣象，初不知其人作何形狀。」（《朱子語類》卷101）這應該說是對儒佛二學之特色的最適切的比喻。

  (3)當時，郝陵川也竭力倡導明體有用之學，而責難佛老的無用之學（參見《郝文忠公全集》卷24，《上紫陽先生論學書》；卷24，《答馮文伯書》、《上趙經略書》；卷25，《庸齋記》；卷27，《密齋記》；卷37，《使宋文》等）。

  (4)但是，看看魯齋後輩劉靜修所說的「病後端居信張詠，靜中未發有延平；誰知今日絕弦意，卻應人聞知此聲」（《劉靜修文集》卷9，《秋夜》）和「默坐誰窺樂境深，無弦初不用知音」（同上書卷9，《次韻答范陽郭生》）等詩句就能明白，這是與曾點、邵康節的思想相通的、值得注目的求靜境的思想。由此可見，在元代的儒學思想中已潛存著宋以來的靜虛思想。

  (5)然而，陳清瀾認為，因為朱子沒有把辯難的鋒芒指向作為陸學底蘊的「養神一路」，所以對陸學的批判並不徹底，從而終究使人們對他指責陸子「陷於無實」之罪的說法抱有疑念，以致慫恿了吳草廬以下的朱陸同異論的抬頭（參見《學蔀通辨》後編中，終編下）。

  (6)所以，吳澄雖說基本上從屬於朱子學，但卻反對朱子的「理先氣後」說，並批評此說易陷於老莊之說教（參見《吳文正公集》卷3，《答田付使第三書》）。

  (7)在虞集的《道園學古錄》中，引用了朱子答覆陸子的書帖，其中有所謂「病中絕學損書，卻覺得身心頗相收管，似有少進步處，向來泛濫，真是不濟事」的文句，但此文句在現存的《朱子文集》中沒有見到。對此，程篁墩在《道一編》（卷6）中說，這恐怕是朱子門人在編文集時刪除的。在《學古錄》中所記載的朱陸書函，並不一定照原樣記載於現存的朱陸文集中。就是說，或許有省略之處，其中亦不無因急於論證而被遺漏的內容。這種現象在《陸象山文集》卷一之《與邵叔文》《與胡季隨》中，尤其甚之。

  (8)篁墩是以文章著稱於世的儒者，而他的《道一編》則具有把當時士大夫不太顧及的陸學之價值公之於世的功績。由於當時是朱子學萬能的時代，所以這一點也受到了朱子學者的強烈批判（參見《王文成公全書》卷4，《與安之》）。

  (9)據《聶貞襄公集》卷三《心經綱目序》說，戴楚望是基於篁墩的《心經附註》，並從《傳習錄》中摘錄和敘述了求心真切的工夫，從而才撰著了《心經綱目》的。《心經附註》還受到了朝鮮朱子學者李退溪的重視，並把它傳給日本的崎門（山崎闇齋）。因而它給崎門的影響也是不能忽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