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王陽明與湛甘泉 第一節 總論

  如果學問始終只限於知識的外求而忘卻內心的自得和體悟的話，那就恐怕有根本的性命之憂了。當然，若始終只局限於自得和體悟而忘記知識的話，那也會失卻經綸裁成之大道，從而陷於沉空守寂，或許還會變成一個放蕩不羈的莽漢。所以，為學之要在於體認內外渾一之道的真髓，否則，就可能會因自欺欺人而導致以學術害天下後世的惡果。

  自明初宋學復興以來，很容易看到新儒學的抬頭。到了中葉，則出現了熱心談論真切體認之學，並以此掃除朱子學亞流的支離外求之弊，而復興聖學的兩個大儒，即王陽明與湛甘泉。

  王、湛二學起初雖皆以體認之學為宗，但到晚年，由于思想傾向稍許不同而形成對峙之勢。陽明繼承陸象山的心學，啟其「心即理」的底蘊而提倡「致良知」之學，這對鮮明地揭示和確立明學之特色有莫大之功。而甘泉則繼承程明道的渾一之學，並遵從其「心性渾一」之說，而把體認天理之學提高了一步。所以，在他們那裡都還存有宋學之餘韻。

  如果比較兩者的差異，也可以說陽明是把心延伸到理而求渾一之體，甘泉則是把理延伸到心而求渾一之體。而這一差異，又是與象山和明道之學的差異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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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陽明之學是象山之學的展開，那麼可以說，甘泉之學便是明道之學的發揚。因為在陽明看來，良知（心）就是理（性），所以在陽明之學中有陸學的生命之躍動；而甘泉則因為一方面自覺意識到理（性）的存在，另一方面又注重體認之切要，所以在他那裡能看到明道之學的靜意一面。

  如前所述，王、湛二學以渾一的體認之學為要的，這是因為，他們擔憂並試圖救正朱子學亞流的外求支離之弊。只是由於晚年出現了宗旨離異的情況，致使他們相互批評對方。甘泉批評陽明的「致良知」說，擔心它會導致輕視人倫庶物而陷於流蕩，並與佛徒的「見性成佛」說畫等號，所以甘泉說：「故良知之說最為難信者，此也。」（《湛甘泉文集》卷8，《新泉問辨錄》）而陽明則把自己所推崇的「致良知」之學與甘泉所推崇的「隨處體認天理」之學加以比較，認為在兩者之間有直截與迂曲、本根與枝葉之別，其一塵之隔猶如毫釐千里，指出甘泉之學「仍未免捕風捉影」（《王文成公全書》卷6，《寄鄒謙之》）。

  王、湛二人雖如此指摘對方之流弊，但由於曾在一起倡言渾一體認之學，並以此為復興聖學之契機，所以另一方面他們又相輔相成，互相救正對方的流弊，而渴求同歸。比如甘泉曾說過：「良知必用天理，天理莫非良知。」以為如果把推崇良知的陽明之說與推崇天理的己說交相使用，便可知曉兩者其實是殊途同歸的。所以甘泉把自己及陽明的學說全都稱作「聖學宗旨」（《湛甘泉文集》卷3l，《院左都御史陽明公墓志銘》）。陽明明確區分王、湛二家，也是在其晚年的時候（參見《王文成公全書》卷6，《寄鄒謙之》《與毛古庵憲副》《與馬子辛》）。但即使如此，他也認為兩者是殊途同歸、無礙大同的。而倘若讀一下陽明在兩廣軍旅中訪問甘泉舊居時的詩作，其中有「渴飲甘泉泉」，「期無負初心」這樣的句子，就能明白，陽明即使在晚年也仍然把渴望同歸的心愿深藏在心中（參見同上書卷20，《題甘泉寺》）。

  當陽明在世時，最尖銳地批判陽明心學的是朱子學者羅整庵，他因王、湛二學都以知覺之悟為事，而非難其學說難免陷於禪學之弊。這是否為一針見血的批評另當別論，但整庵以王、湛二學為同類而加以批判則是值得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