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的全體大用思想之展開

  那麼，朱子的全體大用思想在其後學亞流中是怎樣展開的呢？現在就讓我們來考察其經過，看一看朱陸同異論的源流吧！

  朱子門人陳北溪以明晰的思辨和論理，闡述了體用兼備之要；黃勉齋輯《儀禮經傳通解》之續編，揭示了其師全體大用的思想。然而，若把勉齋的全體大用思想與北溪等的全體大用思想做一比較的話，便可看到前者更加重視渾一性。朱門再傳弟子真西山，在其所著的《心經》《政經》二書及《大學衍義》中，也表達了這一看法。

  朱子的全體大用思想，如前所述，是為了獲求政治、經濟、禮制等具體事實的，在其後的朱子學者以朱子為本的經解和訓詁中，也可看出都是為了遵照朱子的全體大用思想而加以運用的，其中尤以勉齋系的朱子學者為多。例如，元代胡炳文著的《周易本義通釋》，還有胡一桂著的《易本義附錄纂疏》和陳澔著的《禮記集說》，這三人都是勉齋系的朱子學者。眾所周知，這些經解、訓詁在明初都被收入了《五經大全》一書。

  虞道園的《學古錄》（卷44，《臨川先生吳公行狀》）記載說：元初朱子學的興盛，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它成了科舉之學，但正因為此，使朱子學所提倡的道問學之真精神被漸漸遺忘而偏向於語言訓釋之學了。於是，朱子的道學終究還是變得與漢唐的訓詁章句學無甚差異了。

  這種傾向在宋末的朱子學中已經存在。當時熊勿軒就曾嘆息學者只知誦習朱子之文而不究其全體大用之學（參見《正誼堂全書·勿軒集》卷3，《考亭書院記》）。

  元代的吳草廬也曾指責朱子後學這種陷於記誦詞章之俗學的現象，認為這是「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弊而未有能救之者」（《吳文正公集》卷22，《尊德性道問學齋記》）。吳草廬是陳北溪和黃勉齋系的朱子學者，他曾責難其師饒雙峰，認為其學只是精訓詁、密講說，並認為陳北溪、饒雙峰的學問與記誦詞章之俗學相去不遠（同上）。

  這兩個人，雖然對陸學系的學者和重視居敬涵養的朱子學者同樣進行了批判，但他們卻突出了以明晰的思辨反對陸學的朱子學的特色，這方面的功績是不能忽略的。

  專把朱子學看作全體大用之學而加以強調，並據此匡正朱子學末流的誦說之弊的是上面提到過的熊勿軒。他的全體大用思想對元代儒學有很大影響，這一點也不應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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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勿軒在浙中遊學於劉敬堂之門時，始聞朱子晚年與黃勉齋、陳潛室論學的要旨，從而使他明白了朱子之學的體為全體、用為大用，與世儒以誦說為事有天壤之別（參見《勿軒集》卷1，《送胡庭芳》）。但因勿軒又是勉齋系的學者，所以他繼承勉齋著《儀禮經傳通解續編》之志，完成了朱子門人未完成的《三禮》的編輯工作（參見同上書後序；許衡序）。此外，像前述的《纂疏》《易學啟蒙翼傳》的著者胡一桂，也有「理象本一原，體用非二途」的說法（參見楠本正繼：《全體大用的思想》，《日本中國學會報》第4期，1952年）。

  那麼，勿軒以朱子之學問為全體大用之學的理由又是什麼呢？這可以從他的下述言論中找到答案：

  重惟文公之學，聖人全體大用之學也。本之身心，則為德行，措之國家天下，則為事業。其體有健順、仁義、中正之性，其用則有治教、農禮、兵刑之具，其文則有小學、《大學》《語》《孟》《中庸》《易》《詩》《書》《春秋》、三禮、《孝經》、圖（《太極圖》）、書（《通書》）、《西銘》《傳》（《易傳》）、《義》（《周易本義》）及《通鑑綱目》《近思錄》等書，學者學此而已。（《勿軒集》卷3，《考亭書院記》）

  勿軒把朱子的「全體大用」看作是集胡文定「明體適用」之大成，而把真西山看作是善於體認全體大用之學的人。他說：「繼晦庵、西山二先生之教，其體全體，其用大用，又慈湖之學所未嘗有者乎！」（《勿軒集》卷3，《晉江縣學記》）據此可知，勿軒的全體大用思想不僅與朱子的，而且與勉齋、潛室之外的（真）西山的全體大用思想，有著不言而喻的聯繫。

  但西山的全體大用思想與別人的稍有不同，他具有重視心之體的傾向。所以，像追求操存踐履之實的明代朱子學者胡敬齋，便高度評價了真西山之學，而責難饒雙峰、朱公遷之後的朱子學者的浮華。他說，這些人以為考察能明道、註解能傳道，而結果卻墮入了口舌之辯（參見《正誼堂全書·敬齋文集》卷1，《復汪謙》）。至於西山之所以重視心，這或許與他接觸了陸門的楊慈湖、袁絜齋的思想有關聯（參見《真西山文集》卷35，《慈湖先生行述》；《慈湖訓語》；《絜齋先生訓語》等）。西山還為被陸學擁護者批評為「談空說妙無持守」的慈湖之學辯護說：

  言道以本心為正，言德以直心為主。則其為論至平實，既與談空說妙者不同。而於當世之務討論區畫，若指諸掌，又非脫略事為者也。（《慈湖訓語》）

  排斥記誦之學的勿軒，在敘述上述全體大用思想時，還列舉了西山，並把他與朱子相提並論。而接受了西山之全體大用思想的勿軒學說，後來又被稱作元代兩大儒的許魯齋和吳草廬所繼承；與陸學有接觸的西山思想，則又被繼吳草廬之後而提倡朱陸同異論的明初的程篁墩所繼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