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的儒者

  宋元交替之際，儒學並不興盛，後因趙江漢成為元人俘虜，朱子之書才在北方流傳開來。江漢之學又由於許魯齋、郝陵川、姚牧庵等而得到傳布。儘管當時朝廷也根據朱子學來錄用文人，但被錄用的人並不理解朱子學的真精神。他們專營利祿，只是為了進身之便才從事朱子學。所以，當時陸學被棄之不顧是理所當然的（參見《宋元學案》卷90，《魯齋學案》；卷93，《靜明寶峰學案》；《陸子學譜》卷18，《私淑上序》等）。

  然而，魯齋在論述全體大用時非常羨慕古人有為於時：「學古適用，隨時中理」（《許文正公遺書》卷8，《高凝字說》）[5]，並在所撰的《熊勿軒文集序》里說：「文之傳世，豈易云乎？不深於道德，不能以為文；不關乎世教，不足以言文。道德其本，世教其用與！」把勿軒的全體大用之學當作是對聖賢之道統的光大。

  

  魯齋所說的「為學者治生最為先務」（《許文正公遺書》卷末附錄，《國學事跡》），是一句名言，這一見解亦出自於他的全體大用思想。(3)

  魯齋的朱子學，以《大學》的正心為誠意格致、修齊治平之根本（同上書卷3，《大學要略》），以德性為學問之大節目（同上書卷1，《語錄》上），並且提倡良知良能的擴充之要，等等（同上）。他把重點放在比知識、思索更重要的涵養踐履方面。所以，傾向於陸學而主張朱陸調和的吳草廬，稱魯齋之學是「不期必同，卻有同矣」（《吳文正公集》卷22，《儼齋記》），也不無道理。原來，魯齋對陸學是不滿意的，但在他的學說中卻有使朱陸接近的傾向。(4)

  顯然，在論述吳草廬的全體大用思想時，有必要結合勿軒的思想來加以考慮。據《勿軒先生傳》記載，有人請草廬作《考亭書院記》，草廬聞江南學者勿軒已有此作，便馬上辭謝了。如前所述，勿軒的《考亭書院記》是把朱子學當作得聖人全體大用之學而加以論述的。據此可知，草廬之學與勿軒之學是一脈相通的。

  且勿軒是私淑於勉齋的朱子學者。草廬對其師饒雙峰之學雖有批判，但雙峰是勉齋系的學者，所以草廬也同樣是受勉齋系的全體大用思想影響的儒者。草廬還對古禮做過系統研究，並視胡安定、孫泰山之學為有用之學，稱讚其門下異才輩出，卓然而行（參見《吳文正公集》卷22，《尊德性道問學齋記》）。

  勉齋之學傳於金華的何北山。北山之學傳於王魯齋、金仁山。仁山之學傳於許白雲，另一支又傳於江西的饒雙峰，其後出了吳中行、朱公遷，雖一時繁榮，然再傳不振。何、王、金、許一脈相傳的朱子學正統，到了柳道傳、吳正傳、戴叔能、宋潛溪等，又傳承了朱子之文風而使之興盛。所以，即使說朱子學之正統傳於金華也不為過（參見《宋元學案》卷82，《雙峰學案》，《北山四先生學案》；《王文忠公集》卷2，《宋景濂文集序》）。

  據說，北山是與宋代尹和靖相似的儒者，魯齋是與宋代謝上蔡相似的儒者，仁山是最以明體大用為宗的儒者，浙學乃借其力而得以中興（參見《宋元學案》卷82，《北山四先生學案》）。

  仁山把李延平傳授給朱子的「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一語提揭出來，以闡明其明體達用之學，並將此說傳給許白雲（參見《王文忠公集》卷11，《擬元儒林傳》；《宋元學案》卷82，《北山四先生學案》）。

  據黃宗羲說，仁山、白雲之所以力主理一分殊之旨，是因為地處浙河[6]的緣故。當地有陸門楊慈湖派的學說流行，他們只以本體為究竟，因而既不能理會事物，也不能悟得本體，於是便產生了流弊。故而仁山、白雲特以理一分殊之旨救其弊（參見《宋元學案》卷82，《北山四先生學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