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的大儒

  明朝創建之初，被列為科舉考試內容的是前述的何、王、金、許一派的朱子學。受明太祖知遇，對有明一代的禮樂制度做過諸多裁定，號稱開國文臣之首的金華學者宋景濂的老師柳道傳，是金仁山的門人；和景濂一起仕於太祖，後成為《元史》編纂總裁的王子充，是和景濂同門的儒者。景濂明確以朱子學為宗，主張「明體適用」之學（參見《宋學士文集》卷5，《理學纂言序》；卷16，《淵穎先生碑》；卷7，《曾助教文集序》）。另一方面，他又評論金溪之學說：「學問不及於心者久矣。陸子兄弟卓然有見，亦豪傑之士也。」其論學宗旨，實已接近於象山心學一派（參見同上書卷28，《六經論》《述玄》《蘿山雜言》）。

  子充雖然在博學與才思上都不及景濂，卻能把聖人之道致用於世。他認為，禮樂、典章、制度、名物是「致用之具」，是精神、心術的寓所。所以他力排記誦之學、佛老之學而倡導有體有用之學，並以永嘉的經制之學、永康的事功之學為有用致用之學而加以推崇（參見《王文忠公集》卷4，《王氏迂論序》；卷1，《原儒》；卷28，《六經論》；卷5，《知學齋記》；卷3，《送顧仲明序》；卷5，《滄江書舍記》）。

  子充從全體大用的立場出發，在將濂、洛、關、閩與永嘉、永康之學相調和的同時，又認為陸學簡易正大而有功於聖學，最後提出了朱子的道問學與陸子的尊德性不可偏廢的主張。他說：「惟合朱陸之異，則學術之真有證矣。」（同上書卷5，《靈谷書院記》）正是基於這種折中朱陸的主張，子充建議把會通朱陸、謀求折中群經的草廬與魯齋一起從祀於孔廟（參見同上書卷11，《孔子廟庭從祀儀》）。

  子充還表現出重視心學的傾向，他認為，從範圍天地、經緯古今、綜合人事到酬酢事變，都是心思之致處。所以他說：聖賢以「求放心」、「養心」、「盡心」為心學之要，如果廢棄心學，則人即使有心也如同無心一樣。他還說：無心，則身之主宰失，而身也就失去了化物的資格（參見《金華叢書·華川卮辭》）。

  在此基礎上，子充還以《書經》的「思日睿，睿作聖」之說，《管子》的「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之說，《揚子》的「神心恍惚而經緯萬方」之說，以及《孔叢子》的「心之精神謂之聖」之說為例，強調「思」的重要性。在他看來，《大學》的致知格物之功，除「思」之外也就沒有別的什麼了。然而他又認為，思之極即無思，但無思並不是沒有思，而是不能再思。子充還以《易》的「何思何慮」之言和《莊子》中的庖丁解牛、輪扁斫輪為例來論證無思說。

  不可否認的是，從朱陸之學中看到並發展了全體大用之學的草廬之學，對爾後的朱子學或明或暗地產生了影響。尊奉朱子學的明初大儒，這時也不得不順應了這一潮流。例如，薛敬軒根據「復性居敬」而把程朱的「致知」和「主敬」歸於一路；吳康齋把「窮理」渾融於「主敬」，而其門人婁一齋則提倡陸學的「本心」說，同門的陳白沙亦以楊慈湖的「靜澄」心學為宗，等等，都是明證之一，在此暫不詳述。我想指出的是，被稱為明學之祖的吳康齋與吳草廬是江西同鄉，他們的思想與當地余脈猶盛的陸學相結合的狀況，是眾所周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