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明學的源流全體大用的思想

  提起元代大儒，人們往往會舉出北方的許魯齋、南方的吳草廬。眾所周知，魯齋恪守朱子學，而草廬則傾向於陸學，並謀求朱陸兩學的調和。

  虞道園在其師草廬的行狀中指出：朱子有集周、程、張、邵及羅豫章、李延平之大成的功績，而陸子則超然於此，有得於孟子所謂「先立乎其大者」之旨，進而強調「斯文互有發明，學者於此見其全體大用之盛矣」（《道園學古錄》卷44，《臨川先生吳公行狀》）。這無非是認定，草廬之學是發明朱陸而見其全體大用之學。

  據此可以推測，所謂朱陸同異論（朱陸同旨論）與全體大用思想有著密切的關係。所謂全體大用，用朱子的話來說就是：「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根。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里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大學章句補傳》）

  實質上，格物致知（窮理），即是基於道問學而使吾心之體成為全、吾心之用成為大。然而，朱子又把尊德性和道問學同樣視作為學之要。這是因為，心本來虛靈不昧，擁有具眾理而應萬事的「明德」。只是與陸學相比較，或許可以說，朱子是以道問學為本，而陸子則是以尊德性為本。但如果說朱子的道問學之究極即在於得心之全體大用，那麼尊德性也就是明心之全體大用的手段。從這一觀點中可以看出，在朱子的全體大用思想中，已蘊藏了朱陸同旨的根源。(1)

  朱子的全體大用思想可以說是以胡安定的「明體適用」為基礎，並集宋儒的「體用相即」、「體用兼備」說之大成的。因為朱子不說「體」而說「全體」，認為心本來虛而具萬理，不言「用」而言「大用」；認為心本來靈而應萬事。在朱子看來，心雖是渾然的虛體，但其中具有森然的人倫條理，並顯現為具體的實際事功。

  若據此，也許就不會陷於佛老的虛無寂滅，而能得體之全；也不會陷於事功派的卑俗不純，而能得用之大。這是朱子提倡全體大用的緣由，也是反對佛老之學和事功派的一種武器。然而，朱子的全體大用，從他的《社倉法》和《儀禮經傳通解》來看，那是就政治、經濟、禮制等具體實事來加以考慮的。這是他所提出的全體大用思想相對於陸王來說所獨有的特色。

  儘管陸子也是稱讚朱子的《社倉法》並把它實施於自己的老家金溪青田（參見《陸象山全集》卷1，《與趙監第二書》；卷36，《年譜》「淳熙元年」條）——陽明也並沒有忘記和忽略制度文物（參見《傳習錄》上）——但在陸王那裡，如果說考慮全體大用的話，那也是為了追求心之全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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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反，朱子則可以說是追求分殊之事用的。他遵循李延平的「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之教，從而做到了從分殊到理一的過渡。借用朱子門人趙師夏之言，即「必辨其毫釐，會得其同；窮其曲折，成全其大」，這就是朱子的立場。據此，朱子就能明確地覺察到佛老的欠缺了(2)（參見《延平答問後編序》；《朱子文集》卷97，《延平先生李公行狀》）。

  如果陸子也提倡這樣的全體大用之學，那他也會像熊勿軒那樣，基於朱子學只講聖人全體大用之學的立場（參見《正誼堂全書·勿軒集》卷3，《考亭書院記》），而把《莊子·齊物論》所謂的「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稱作「莊子勢阻則謀，計得則斷」（《陸象山全集》卷35，《語錄》）等，進而將全部大用都建立在靈活之心的基礎之上。因此，那些指責陸學沒有全體大用思想的學者（參見李穆堂《陸子學譜》卷20，《後學辨論》；《萬子承蒼答順德陳守淪陸子文集書》），其見解也不是毫無道理的。

  然而，陸王尊崇靈活之心的目的是為了求理之實。由此看來，在陸王那裡也同樣有提倡全體大用思想的理論前提。如此一來，則陸（王）學也就接近於朱子學了。或者說，如果朱子的全體大用論也重視心之全體（即心的層面）的話，那也就接近於陸（王）學了。在這裡，實際上也就存在著朱陸同異論（朱陸同旨論）發生的思想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