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流行的三教合一論

  在這裡，我想對明代經學附言幾句。明代的印刷術較為發達，因此不論官方和民間，都出版了許多書籍，這對學問的普及有很大貢獻。但經學卻未免相形見絀。概言之，明代是經學的衰頹期，原因是多方面的。一般來說，在明代，傳統的古典主義的破壞與自由主義的勃興，是其中的原因之一。所以，對古典的解釋，在明代便出現了一種不執著於傳統而立足於自由立場的風潮。

  

  當然，朱子對古典的解釋也是富有獨創性的，但朱子基本上沒有忘記漢唐訓詁學的立場。而看看陽明《傳習錄》中對古典的解釋就能明白，在明代這一立場已經發生了變化。陽明對古典的態度，與其說是遵循古典主義，不如說是基於自由主義的立場更貼切。陽明的這種態度，大概來自於王司輿[2]。但就陽明本人來說，是否已十分自覺地意識到這一點，很值得懷疑，反倒是其後學可以說是自覺地意識到了這一點。舉例來說，陽明的門人季彭山著有《詩說解頤》四十卷，徐文長在書評中說：此書不拘泥於舊聞，而取吾心之所通，以求適於用，此可謂孔子之遺意也。這也可以視為徐文長自己對古典的態度。他又說：「以知凡書之所載，有不可盡知者，不必正為之解，其要在於取吾心之所通，以求適於用而已。」（《徐文長文集》卷20，《詩說序》）

  如前所述，儒道佛三教合一論興盛於明代，在明末則尤為流行。這裡所說的「合一」是什麼意思呢？對此，提倡三教歸儒，被世人稱作「三教先生」的林兆恩有如下解釋：「合一者，合而為一也，非謂同也。合一謂同，則一字足矣。合而為一者，儒道佛三教之流合而為一也，是孔子之儒也。」（《林子全書·性命札記》）

  但是，所謂「合一」，卻存在著儒者提倡的以儒教為中心的合一、道家提倡的以道教為中心的合一及佛家提倡的以佛教為中心的合一這三種傾向。林兆恩謀求的是以儒教為中心的三教合一。他說過：「三教一道，歸儒宗孔是也。」（同上）但是，即使在儒者當中，持三教合一立場的也以王學左派，特別是王心齋一派即泰州派為多。趙大洲、羅近溪、焦澹園、周海門、陶石簣等是其中的主要代表。關於合一論的問題，需要注意林兆恩所說的「三教一道」說，它認為，以三教為三道而求其兼修是不行的。如果提倡兼修的話，那就應該是所謂三教調和論和三教混融論，而這是自梁代陶弘景以來，尤其是宋、元時期就已盛行了的。宋孝宗、萬松行秀、李純甫、徑山師範、中峰明本、楚石梵琦等人就是此論的代表。

  三教之間當然有異同，但兆恩的「三教一道」說，卻堅持即使在教的方面有異同，在道的方面也沒有異同的三教合一論的立場。兆恩談道，孔子以三綱五常立本，老子以修心煉性入門，釋迦以虛空本體為極，此乃三教之「教」而非「道」（同上）。這就好比說，江湖溝渠，雖各有別，但其水則同。所以，李卓吾甚至認為，在道的問題上，本來沒有儒、老、佛之異，只是由於後學亞流的邪說，才有了別名之異（參見《李氏焚書》卷1，《答鄧石陽》；《李氏說書》卷8）。

  黃宗賢說：「三教之言性皆同，而作用不同，今之為禪學者，欲並作用而同之，所以施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則泥。」（《明道編》卷1）據此，三教合一論的特色似乎在於體用皆同這一點上。因此，在提倡此論的人之中，有人把被儒者斥為「有體而無用」的佛教也看作是與儒教同樣的有用之學。例如，林兆恩說：「釋氏（佛教）乃有體有用之學也。」（《林子全書》卷8，《三教會編》）紫柏達觀也說過：若徹悟於無所得之空觀，而「知無所得，則一切眾生，可以交神之道見之，見之者，乃痛民飢即我飢、民寒即我寒」（《紫柏老人集》卷23，《與李君實節推》）。

  由此可以看出明末流行的三教合一論的鮮明特色。另外，三教合一論者並不伴有反對佛教異端的意識，這從此論的主旨來看也是理所當然的。而且，在明末文人中，像徐文長、屠鴻巷、袁中郎兄弟、鍾伯敬等那樣兼修三教的人也很多。當時不僅有儒者註疏佛書，佛氏註疏儒書，而且文人註疏佛書的情況也很普遍，這大概也是當時的時代特色吧！

  明末三教合一論的流行，也許是時勢使然，但我認為，明太祖的宗教政策大概也有一定關係。明太祖堅持「三教歸儒」的立場，認為儒教與道教、佛教是陽與陰的關係，而且道教、佛教之陰對儒教之陽具有補充作用。因此，太祖也從道家、佛徒當中求天下之人才，其中若有精通儒學的人才，便把他們與官僚同等對待，吸納他們參與天下的政教。明末的管東溟、楊復所、李卓吾等，都遵循了太祖的這一思想而提倡三教合一。羅近溪與其門人周海門也頗為贊成太祖的三教論。據記載，李卓吾著有《三教品》一書（但也有人認為它是偽書），在其自序中推舉明太祖為「三教聖人」，認為凡反對三教合一論的人都是不遵循聖言謨訓的「反古背上」的大戮之民。

  在明末，諸教融合之風流行，即使在佛教界內部也不例外。當時在佛教界流行著以禪為中心的念佛參禪合一論和禪淨習合論。在《智旭隨筆·梵室偶談》中，也可看到念佛參禪一致論的觀點。李卓吾也說：「念佛一門簡易直截，信佛為華嚴初住法門。即心即佛，即為最上一乘。」（《李氏續焚書》卷4；《李溫陵外紀》卷[3]）而雲棲袾宏在《阿彌陀疏鈔》中則說：「往生淨土後，始悟自心佛。」又說：「自性之處即心淨。」為什麼會產生這種思潮呢？從上述李卓吾的話中可以推知，這是由於時人尊崇性情之自然的風氣，或喜好自然主義的簡易直截之心法的趣向所導致的結果。

  如前所述，明代流行善書[4]，而明末尤盛，善書被大量刊刻，而且出了像袁了凡那樣的著名善書家。在善書的著者中，有不少是三教思想家。因此，善書與三教的結合也很盛行。袾宏有論述佛家功過的《自知錄》，就是其中一例。在明代，善書之所以能流行，出版技術的發達、庶民文化的提高等大概是其原因之一，但明太祖《六諭》的普及對此也有一定影響。

  備考：

  考察明代的文化和思想時，當然要涉及政治、社會、經濟、教育等方面的時代背景，但這些方面會有各個專家去研究，在此恕不詳論。

  (1)當時的工藝也一樣。岡田讓治氏在題為《宋代的無紋漆器》一文中談道：「值得注意的是，被目為宋代遺物的器物，只限於黑漆、朱漆的無紋之器物，這似乎可看作是宋代漆器的一種傾向。譬如，定窯的白瓷、景德鎮的青白瓷等無紋瓷器的流行，在四川省德陽縣（今德陽市）出土的銀器中包含不少無紋器物，都說明了這一事實。宋代金屬工藝的傾向，從一個側面揭示了從唐工藝的多彩的裝飾美，轉向清新簡潔美的宋工藝的特色。」

  (2)這種思潮在晉代清談者中和清末都存在過。例如「竹林七賢」之一的阮籍把君子之禮法視作「殘賊亂危」的死亡之術；清末的魯迅則認為「禮教吃人」（《狂人日記》）。只是前者派生於道家的自然主義，而後者派生於所謂的民主主義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