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明心學的興起與分化

  在《明史·儒林傳》的序文中，概要地記載了以下一段話：

  原夫明初諸儒，皆朱子門人之支流余裔，師承有自，矩矱秩然。曹端、胡居仁篤踐履，謹繩墨，守儒先之正傳，無敢改錯。學術之分，則自陳獻章、王守仁始。宗獻章者曰江門之學，孤行獨詣，其傳不遠。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學，別立宗旨，顯與朱子背馳，門徒遍天下，流傳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嘉、隆而後，篤信程、朱，不遷異說者，無復幾人矣。要之，有明諸儒，衍伊洛之緒言，探性命之奧旨，錙銖或爽，遂啟岐趨，襲謬承訛，指歸彌遠。至專門經訓授受源流，則二百七十餘年間，未聞以此名家者。經學非漢、唐之精專，性理襲宋、元之糟粕，論者謂科舉盛而儒術微，殆其然乎！

  對此，《明儒學案》的著者、陽明學者黃宗羲提出了以下意見：

  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獨於理學，前代之所不及也。牛毛繭絲，無不辨晰，真能發先儒之所未發。（《明儒學案·凡例》）

  同情陽明學的明末僧侶智旭也同樣高度評價了明學，他說：

  

  予每謂明朝功業士，遠不及漢、唐、宋，理學則大過之。陽明一人，直續孔顏心脈。（《靈峰宗論》卷64，《西方合論序》）

  論者或曰，明學不過是宋學之糟粕而已。此論果真得當嗎？

  從宋學到明學的展開，如前所述，是從性（理）學到心學的展開。但是，從心學的觀點來說，明學既可以說是因陳白沙、王陽明而興，又可以說陳學是王學的先驅。而且嚴格地說，這也許比明學因王陽明而興的說法更貼切。

  為什麼這麼說呢？這是因為，雖然王學是通過陸學溯源到孟子的心學而加以發展的，而陳學則可以說是出自吳康齋（吳與弼）的朱子學而提倡心學的，其心學是靜澄端本之學，其中具有與依靠具體的流動之心的陸學相悖的，而有與以本心之靜虛為宗的象山門人楊慈湖之學相通的地方。所以，一般來說，在陳學中存在著與朱子學相通的因子，即把性置於心之上、並具有靜的傾向（詳見本書第二章第二節《王陽明》）。

  朱子學一到明初也漸漸有了注重內心的傾向。據說，在明開國文臣宋景濂、王士元的學說中，已經有了這種傾向，接著又有薛文清、胡敬齋等。即使從這些所謂明初著名朱子學者的學風來看，恪守朱子學的立場，以至于堅守朱子學的二元論傾向，或追求細密分析和博大知識的朱子學的特色，已愈益減弱，而出現了重視一元論和心之存養的傾向，這在思想方法上可以說是一股接近陸學的風潮。即使是禪宗，在明初也呈現出偏愛如同陸學那樣崇尚心的簡易直截的風潮。當時流行著「當下直悟」的觀念。念佛禪的流行，或許顯示了明初禪風的一種特色。

  明初儒學尊重內心的傾向，如果探其源流，遠在宋末就能找到它的蹤跡。在宋末的朱子學中，雖有注重概念之爭、賣弄知識而忽視真切體認的人，但也有學者認為，朱子學是提倡心之切要的學說。於是，這派的朱子學者便把朱陸合一當作自己的方向。因此，即使說所謂的朱陸同異論就產生於這種風潮之中，那也並不過分。

  朱陸調和論在明初的程篁墩那裡大體有了結果，陽明心學在一定意義上也可以說是以此為媒介而把陸子、孟子的心學加以展開的結果。這從被陳清瀾非難為程篁墩《道一編》之續編的陽明所著的《朱子晚年定論》中也能窺知一斑。陽明心學在嘉靖、隆慶以後風靡一世，其以「致良知」為學術宗旨的心學，比主張「心即理」的陸子心學，顯得更加精微和親切。

  陽明所說的「良知」，是明確的道德感知，按原意應視為具有道德法則（天理）性質的東西，也應視之為與好惡之情渾一的、真正以有為無、以無為有的真性命。這大概是對陸學心體秘蘊的最好發明吧！在陸子的「心即理」說中，工夫的親身實踐尚欠明確，因而很容易使工夫「逐光景」[1]而陷於弊害。至於陽明的「致良知」說，則因學問頭腦得以明示，故其強調親身實踐亦頗為明確，而且其工夫也更加以簡易為切至，以切至為簡易。

  具有如此特色的陽明「致良知」說，由於與時代的價值趣向相符合，因而廣泛地流行於世，其影響甚至波及文藝等領域。即使明末的文人畫家，也或明或暗地受到了他的影響。王陽明從年輕時就開始致力於心學，然而，由於明初以來作為官學的朱子學仍很隆盛，所以陽明是從以性為宗的朱子學轉而倡導以心為宗的。正如《朱子晚年定論》一書所揭示的那樣，王陽明在中年時並沒有從曲學阿世的觀念中擺脫出來。但晚年當他以「致良知」為學之宗旨以後，便把一切雜念統統拋在腦後，並在此基礎上建立起獨自的心學，最終奠定了明學。這是隨著年齡的增長而日益高明精微和圓熟後，才最後達到的既包括宋學全體大用之思想，又吸取佛道虛無之觀念，進而闡釋獨自的良知之立場的高度。

  建立了這種獨特的心學體系的陽明，即使對古典的解釋也發揮了自己的獨創性。他的古典解釋，只不過是為了自己思想表現的方便所採取的自由之立場。如後所述，這是明代經學的一個特色。

  陽明歿後，王學分為良知現成派（左派）、良知歸寂派（右派）和良知修證派（正統派）三派。歸寂、修證兩派的思想是把王學還原為宋學，然而，由於帶有逆時代潮流而動的傾向，故而不太興旺。現成派的思想則是順應王學發展的方向並適合時代潮流的，因而得以廣泛流行，以至於風靡明末社會。但由於現成派主張當下現成，尊奉心之自然，無視工夫，知解任情，最終導致蔑視道德、淆亂綱紀的惡果。現成思想不僅存在於儒學，而且還流行於禪學，又因兩者合為一體而越發猖狂。明末禪僧智旭對此曾感嘆地說：當時的禪者「只貴子見地，不貴子行履。謂有見地，必有行履；有行履，未必有見地也。今負狂解，而盪德喪檢，痛哉」！對自負知解、道德淪喪、趨艷棄簡的風氣痛嘆不已（參見《智旭隨筆·梵室偶談》）。

  不管怎麼說，心學之弊似乎在明末已達極點。清初的朱子學者陸桴亭批評其弊說：「宗心者必侮聖賢，學禪者必呵佛祖。彼等對祖宗尚且如此，對吾身心之學則必不知其畏，故陷小人而無忌憚矣。」（《思辨錄輯要後集》卷9）

  看到上述心學流弊的明末儒者如陳清瀾之流，對此曾作過尖銳的批判。陳清瀾恪守朱子之性學，而把心學歸於異端之禪，並且從民族主義的立場出發而痛加排斥。當然，在批判派中，也有人不但對陸王學，而且對朱子學也做了批判，吳蘇原、郝楚望等就是如此。

  他們提倡以氣為中心的理氣、性氣一元論。從這一立場出發，他們認為，宋之宗性之學與明之宗心之學，歸根到底都陷入了佛老的空寂。總之，程朱性學是以事理之切要教導吾人，而陸王心學是以心之切要教導吾人，與此相反，吳蘇原、郝楚望的氣說則是以實踐之切要教導吾人。這種思想在日本的古學派中也得到了傳播並發揮了作用。

  在明末，還有為矯正王學流弊、吸取其長處而建立的新朱子學學派，即湛甘泉學派和東林學派。這兩派儒者，在國家的動亂之秋，善於以真切的體認之學為要，其宗旨是從堅持嚴肅的性理的朱子學之理想主義立場去糾正王學流弊，同時又能正確地理解王陽明以心（良知）為學之宗旨的真意，並吸取其長處，從而建立起新的朱子學。這樣的朱子學，在明末也以王學為媒介而得到了新的展開。

  接著，又出現了以朱子學為媒介而開啟王學新生面的劉蕺山。經過他的努力，明末儒學放射出一段光彩。他根據精深入微的陽明之好惡說，提出了獨到的誠意說。蕺山認為，程朱以性理為宗，陽明以良知為宗，但都不能擺脫支離空蕩的禪學和功利變詐的俗學。而作為頭腦之學的誠意說，則最終開啟了重視心體之生命血脈的王學之秘蘊。

  總之，瀰漫著現成派亞流思想的明末思想界，忘記了作為陽明學說之宗旨的心體原本就是倫理的源泉，是植根於道德的經世之本這一基本點，而僅僅聽任於簡易淺薄之情，以至於滋生出蔑視倫理道德的流弊。這一時期，出現了許多致力於排除、匡救這種流弊的儒者，他們或者重新挖掘程朱陸王之學，或者復歸於古學，並闡明作為人類生活支柱的倫理道德，只有基於靜肅的心、誠實的心，以及篤實的日常實踐，才能得以維持的問題。儘管如此，由於潮流所向，他們的苦心無論如何也是難以防遏此種流弊之漫延的。

  心原本是動的，但若只是隨意流動的話，就會失去本體。所以杜甫有詩云：「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這樣的話，就不能獲得真心。明末流行的現成派亞流的思想，儘管依於心，卻反而失其心，因而不無自掘墳墓之感，以至於使以「靜中有動，動中有靜」為宗旨的宋學精神也不能得到充分發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