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篇01

  【原文】

  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術焻；孔、孟既沒，聖學晦而邪說橫。教者不復以此為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為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己之欲。天下靡然而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相仿相效，日求所以富強之說、傾詐之謀、攻伐之計，一切欺天罔人，苟一時之得，以獵取聲利之術，若管、商、蘇、張之屬者，至不可名數。既其久也，鬥爭劫奪，不勝其禍，斯人淪於禽獸夷狄，而霸術亦有所不能行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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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析】

  夏、殷、周三代走向衰落，王道沒落，霸道盛行。孔子、孟子亡故以後，聖人之學不明，邪說橫行。教的人不教聖人之道，學的人不學聖人之道。因此，霸主表面上施行先王之道，暗地裡藉此滿足自己的私慾。世間流行這種風潮，人們都爭相效仿，聖人之道終被埋沒。人人都效仿霸主，追求國家富強的學說，實施欺壓他國、謀求攻略、顛覆他國的計劃，欺天瞞人，為得一時之利而耍弄權術。像管仲、商鞅、蘇秦、張儀這樣的人，不計其數。長此以往，爭鬥劫掠頻繁發生，人們將難以忍受這些災禍。世人最終墮入禽獸夷狄的邪道，就連霸主之道也不能通行了。

  【詞語註解】

  ○王道熄：王道是指天下為王之道，與霸道相反。王道是指以仁愛為本，堯舜及三代聖王施行的、光明正大、公正無私的道。「王道熄」是指周平王東遷以後的事。《孟子·離婁章句下》：「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孟子集注》：「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

  ○霸術焻：霸術是指春秋時代五霸施行的權術，外假仁義之名，內行私己之欲。《孟子·公孫丑章句上》：「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字典中沒有焻字，估計是「昌」的白字。施本寫作「昌」。東正堂認為是「昌」或者「焆」，這兩個字都是熾盛的意思。

  ○聖學晦：聖學是指關於王道的學問。聖學在孔孟時代還沒有喪失，孔子、孟子故去之後，聖學變得不明朗，王道不再施行。

  ○邪說：王道以外的奸邪學說，指後文中提到的管仲、商鞅、蘇秦、張儀以及楊子、墨子等諸子百家的學說。

  ○假之於外：《孟子·盡心章句上》：「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之」指的是聖人之道，即仁義。「假之於外」是指假借仁義之道裝飾表面。

  ○靡然而宗之：屈從並以此為根本來尊奉。諸本寫作「靡然而宗之」，佐藤一齋在《〈傳習錄〉欄外書》中說，施本、俞本中沒有「而」字。

  ○蕪塞：雜草叢生，道路被堵塞。《近思錄·觀聖賢類》中列舉了程明道的話：「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污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辟之而後可以入道。」

  ○傾詐：奸詐，通過欺騙將人扳倒。

  ○罔人：欺騙人。

  ○苟一時之得：獲取一時的效果。

  ○獵取：瞄準射擊並獲得。

  ○管、商、蘇、張：管即管仲，名夷吾，春秋時代人。管仲輔助齊桓公成就霸業，被稱為仲父。孔子說：「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論語·憲問篇》）詳情請參照《史記》中的《管晏列傳》。商即商鞅，戰國時代人。商鞅輔助秦孝公，提倡變法自強，被稱為商君，是個法學家。詳情請參照《史記·商君列傳》。蘇即蘇秦，戰國時代的縱橫家，聯合六國（齊、韓、魏、趙、燕、楚）抗秦。詳情請參照《史記·蘇秦列傳》。張即張儀，戰國時代人。張儀輔助秦惠王以連橫之策遊說六國，勸他們毀合縱之約而事秦國。秦惠王死後，六國又恢復合縱，張儀投奔魏國。詳情請參照《史記·張儀列傳》。

  【補充說明】

  後篇從歷史的角度講述了三代以後聖學的衰退、功利思想的隆盛及其弊害。其後，為了挽救這種狀況，各種學說應運而生，但是沒有奏效，最終只能依靠「良知」說。這才是王陽明所謂的「拔本塞源」論。這一段講述的是，三代衰落，孔、孟故去以後，聖學不明、邪說橫行，外假仁義之名、內主功利的霸道盛行，風靡天下，聖道被堵塞，弄權謀術、以功利主義為宗旨的法家和縱橫家等諸子百家興起，就連霸道也不能施行了。

  春秋時代出現了五霸，他們以霸道統一諸侯，對內輔助周王，對外擊退夷狄。到了戰國時代，諸侯各自稱王，為爭奪天下發動戰爭。春秋時代出現了孔子，戰國時代出現了孟子，他們為了聖學的復興東奔西走，以求天下治平，但並未奏效，只好將自己的理想託付給後世之人。

  這段文字中提到了王道和霸道，孔、孟二人都主張王道，孟子更是強調這一點。所謂王道，是指王者應當施行的道，即夏、殷、周三王之道。正如《書經·洪範篇》中記述的那樣，是光明正大、無私無欲的治國之道。孟子認為，王道是作為天下之王的道，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具體一點來說，就是謀求百姓經濟生活的安定、輕刑罰、以德教民。他說，行王道則可以不戰而得天下。

  孟子以王道為本，批判霸道說：「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孫丑章句上》）按照孟子的觀點，以德使天下歸順便是王道，以力量壓制諸侯，自己當盟主則是霸道。由於孟子提倡王道、抨擊霸道，後世不斷有人爭論「王霸之辯」。

  春秋時期出現了五霸，關於五霸具體所指人物，有不同的觀點，但是都將齊桓公和晉文公列入其中。我們閱讀《論語》就會發現，孔子曾論及兩人，並將其比較說：「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論語·憲問篇》）他褒揚齊桓公，貶低晉文公。

  輔佐齊桓公成就霸業的人，便是宰相管仲。然而，如前所述，管仲曾經有過不義之舉，因此孔子的高徒子貢、子路對管仲的行為產生疑問，認為他違背了仁道，因而請教孔子。

  齊國是個大國，齊襄公的時候政治混亂，統治者暴虐無道，鮑叔牙擁戴公子小白（齊襄公的異母弟弟）到了莒。後來，齊襄公被公孫無知殺死。此時，小白的異母兄弟公子糾逃往魯國，召忽和管仲跟隨在側。不久後，公子小白在鮑叔牙的擁戴下回到齊國即位，成為齊桓公。魯國以武力送公子糾回齊，讓其即位，但是被齊桓公的大軍打敗。齊桓公命魯國殺掉公子糾。召忽自殺殉主，而管仲不但沒有為公子糾而死，反而聽從好友鮑叔牙的勸說歸順齊桓公，又助其成就霸業。

  管仲的這種投敵叛主的行為讓子貢及子路感到疑惑。孔子對子貢這樣回答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孔子對子路又這樣說：「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如上所述，孔子對管仲持褒揚態度。孟子雖然十分了解齊桓公，卻認為他和晉文公相同，施行霸道，因而予以批判。因此，當齊宣王問及齊桓公和晉文公時，孟子回答說：「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孟子·梁惠王章句上》）

  王陽明在這段文字中也將管仲看作霸者，從這一點上講是繼承了孟子的觀點。因此，王陽明也將王道與霸道的區別劃分得很清楚。可以說，王道與霸道的區別就是義與利的區別。

  關於義與利的區別，孔子曾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論語·里仁篇》）但是他不像孟子那樣將義與利對立起來。

  《孟子》開頭有這樣一段話。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

  為什麼孟子比孔子更重視義與利的對立呢？我想這與時世有很大關係。與孔子時代相比，孟子時代的道義退化得更嚴重，可以說已經墮落於塵埃。

  正如「拔本塞源」論的後半部分所記述的那樣，王陽明認為，隨著時代的發展，功利思想益發熾烈和嚴重。他還指出，這一思想已經在人們的心中深深紮根，很難去除。因此，正如前文敘述的那樣，他在討伐賊匪時給門人寫信道：「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他提出要徹底清除心中的利慾之念，對這種念頭，要像貓看到老鼠時那樣，用炯炯有神的眼睛盯得緊緊的，不能有絲毫的放鬆。因此，王陽明自然和孟子一樣，嚴格劃分王霸之區別。

  然而，孟子的主張似乎有些過於理想化，缺乏現實性。因為孟子提倡王道、抨擊霸道，他的這一思想在戰國時代那樣的動盪時期沒怎麼發揮作用。秦始皇依靠法家學說結束了戰國的動亂。法家排除王道，站在功利主義者的立場上，主張重刑，主張以徹底的專制政治為基礎。

  如此想來，有時候霸道比王道更具有現實性。霸道名義上以仁義為宗旨，實際上使用現實的力量，因此更有實效性。但是，理想越高，越不能忍受霸道中潛在的功利性。主張王霸之別、義利之別的人，可以說是站在嚴肅的倫理主義的立場上。

  到了宋代，有更多的儒學家強調倫理主義，提倡區分二者。南宋的朱子可以說是將先賢的學說集大成了。當時還出現了事功學派，事功學派提倡義利一致，主張如果沒有功利，道義只是無用的理論。

  前漢董仲舒提倡「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事功學派批判這種道德主義，提倡義利一致、義利雙行。他們是現實型的學派，以實事事功為主旨，認為不在這個前提下提倡的儒學之道在現實中不起作用。事功學派的代表人是永嘉地區的葉水心和永康地區的陳龍川，前者開創了永嘉學派，後者開創了永康學派。他們反對劃分王霸之別，然而，他們的事功主義也遭到了朱子的嚴厲批判。

  像朱子和王陽明那樣區分王霸和義利，這樣做會不會由於理想高遠而使人墮入空想呢？想到這一點，我就會覺得事功學派更現實、更有實效。然而朱子曾提出救濟饑饉的對策，即著名的社倉法，可見絕不會像老、莊和佛教徒那樣流於清澄脫俗。

  王陽明在受命征討叛賊時，先是以仁義安撫他們，對那些負隅頑抗的人，則用比《孫子兵法》還絕妙的作戰策略將他們一舉殲滅，從而建立了大功。從這兩個人的王道論來看，未必會以空想告終。考慮到利慾之念在人性中紮根頗深，如果輕率地提倡義利一致、義利雙行的話，反倒會產生弊害。因為這樣一來，就不容易清掃利慾之念了。

  本來儒學就是以實學為本。所謂實學，是指實用的學問，一方面包含了可以經世濟民、追求實用的意思，另一方面是指，不是口頭上求道或者書本中求道，而是通過體認領悟而掌握學問。宋代的程子提出儒學是實學，於是當時大家都開始提倡實學。程子、朱子等從實學的立場上批判漢唐的訓詁記誦之學，稱它是口耳之學，即舌尖上的學問。他們認為老、莊、佛教的學說是虛學，不以經世濟民為要，所以對其予以猛烈抨擊。

  從實用學的角度來看，對於霸道以及事功派的學說，我們不能一概否定。因為在現實社會中，功利思想席捲了人們，即便是談理想，也要在現實中去實現。如果一概拒絕，就有可能會像道教徒和佛教徒那樣，羨慕隱於世外、脫俗灑落的境界。而且，對於利、功利、惡，一味強調義、仁義、善並熱切論述，動則拘泥於我執我見，反倒在不知不覺中陷入私立邪見，往往自己還意識不到。

  那麼，我們最終應該如何考慮義利和王霸的問題呢？

  我認為只能是徹底清除私利之念。這樣一來，無論是提倡二者的區別，還是主張二者一致，都不違背儒學的理想。因此，清除私利之念是最重要的。正如王陽明所說，所幸人有良知，磨鍊良知並發現它比什麼都重要。

  【原文】

  世之儒者，慨然悲傷，搜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補於煨燼之餘；蓋其為心，良亦欲以挽回先王之道。聖學既遠，霸術之傳積漬已深，雖在賢知，皆不免於習染，其所以講明修飾，以求宣暢光復於世者，僅足以增霸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牆遂不復可睹。

  【解析】

  世間的儒學家見此情形，痛心不已，於是搜尋古代聖王的制度文物，收集秦始皇焚燒的經書殘骸，並予以修補。因為他們確實真心想挽回先王之道。然而聖人之學已經成為遙遠的過去，霸道傳播已久，其積弊已經深入人心，即便是賢人、智者，也難免被污染。因此，好不容易了解了聖人之學，將經書修補完好，想要恢復並發揚光大，結果卻只能用於為霸者辯護，最終連聖學的入口都看不到了。

  【詞語註解】

  ○世之儒者：指漢代的儒學家。

  ○慨然：悲傷嘆息的樣子。

  ○搜獵：搜求，獵取。

  ○掇拾：撿取。

  ○煨燼：燒剩的灰燼。指秦始皇焚燒的經書殘骸。

  ○積漬：沾染了很深的習性。

  ○賢知：賢人與智者。

  ○習染：沾染上習氣。

  ○宣暢光復：恢復、發揚。光是光大的意思。

  ○藩籬：籬笆。

  ○聖學之門牆：聖學的入口。《論語·子張篇》：「子貢曰『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補充說明】

  這一段講述的是，世間的儒學家慨嘆聖學的衰微，努力想挽回並發揚光大，但是由於霸術傳播已久，人們身染功利之積習，最終連聖學入口都看不到了。這裡講的世間儒者，其實暗指漢代儒學家。

  如前所述，秦始皇憑藉以變法自強為本的法家思想取得天下，結束戰國紛爭，大力革新政治，因此不得不說他功績巨大。然而遺憾的是，他排斥打擊傳統思想文化，焚書坑儒，導致傳統思想文化的傳承一時斷絕，不得不說其罪過也巨大。不過有學者指出，秦始皇雖然焚書，但主要焚燒的是地方衙門的書籍，官府的書籍依然保存著，由博士掌管。項羽攻秦時焚燒了其宮室，眾多經書被燒毀。

  在這一段文字中，王陽明寫道，漢代儒學家從被焚燒的書籍中收集了「六經」的殘篇，並加以修補，想要挽回先王之道，結果最終未能避免被霸道污染。事實如何呢？漢代出現了很多儒學家。漢文帝設立《論語》《孟子》等的博士；漢景帝之子河間獻王比較好學，收集了很多先秦舊書，設立了《毛詩》《左氏春秋》的博士；董仲舒輔佐漢武帝設置五經博士，立儒學為國教；劉向、劉歆父子致力於整理、校正漢成帝時搜集的古籍。然而，他們大都只是致力於忠實地傳承儒家經典的訓詁，對儒家思想幾乎毫不關心。

  西漢的儒學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陸賈、賈誼、董仲舒、劉向、揚雄、劉歆等人。陸賈為漢高帝效命，著有《新語》，想要調和孔子與老子的思想，大體還是主張以儒家為本治理國家。《新語》中記述經書格言的內容比較多，幾乎沒有什麼新的學說。賈誼為漢文帝效命，著有《新書》，書中記載的是儒家的論點，多少也摻雜了法家的思想，主張以此為政。他曾上疏《治安策》，其文章被譽為古今上奏文中的上乘之作。董仲舒請求漢武帝以儒學為國教，著有《春秋繁露》。《春秋繁露》中記述了儒家的政治理論，同時也吸收了陰陽五行思想，論述了五行災異。這一「五行災異」說受到當時儒學家的排斥。他所主張的儒學，在原來儒學家提倡的四德即「仁、義、禮、智」的基礎上，加入「信」而為五常。他論述義利之別，明確了王霸之別。因此，後世之人稱讚說，漢儒當中唯有董仲舒是正統。

  劉向輔佐了漢元帝與漢成帝，與董仲舒齊名，被譽為西漢的思想巨擘。劉向博學多識，在學術方面，他校正了朝中的先秦古書，並排列其篇章，後來作為中國最早的目錄編纂者而廣為人知，並著有《新序》《說苑》《列女傳》等。劉向以儒學為本，但是也相信陰陽五行說。其子劉歆也博學多識，繼其父之後著書《七略》，為經書的整理做出了巨大貢獻。但是，他與父親不同，諂媚、聽命於王莽。揚雄也對王莽阿諛奉承，因此被後人當作曲學阿世的學者。不過，揚雄寫的文章流暢華麗，其心思也用在道德仁義上。他著有《方言》《法言》《太玄》等作品。

  《方言》收集了各地的方言，《法言》是模仿《論語》所作，《太玄》是模仿《周易》所作，內容都很淺顯。在揚雄的著作中，有些地方的論說是調和了孟子與荀子的學說。狩野直喜先生說，一般漢代的學者都缺乏創造力，只是醉心於古典，致力於模仿。

  到了後漢，出現了桓譚、王充等儒學家。桓譚是個廉直的人，不肯聽命於王莽，光武帝即位後，他又出來為官。其著作《新論》，如今已失傳。前漢儒學家大多相信「五行災異」說，桓譚卻認為這是迷信。王充也曾經為官，不久後回鄉潛心研究學問。他不滿足於訓詁之學，提出了自己的學說。他著有《論衡》，議論痛快淋漓，構想也很新奇。他雖然是個儒學家，卻批判過孔、孟。他還相信宿命，提倡唯物論。

  以上介紹了秦始皇焚書坑儒後的學術界狀況，因此王陽明寫道：「聖學既遠，霸術之傳積漬已深，雖在賢知，皆不免於習染。」

  【原文】

  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為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為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為麗。若是者紛紛籍籍，群起角立於天下，又不知其幾家，萬徑千蹊，莫知所適。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歡謔跳踉，騁奇鬥巧，獻笑爭妍者，四面而競出，前瞻後盼，應接不遑，而耳目眩瞀，精神恍惑，日夜遨遊淹息其間，如病狂喪心之人，莫自知其家業之所歸。時君世主亦皆昏迷顛倒於其說，而終身從事於無用之虛文，莫自知其所謂。

  【解析】

  因此，訓詁之學興盛，學者把解釋文字並傳給後世作為名譽；記誦之學興盛，把背誦經書視作博學多識；辭章之學興盛，學者們致力於寫作華麗的文章。這些學問在世間群起並行，其流派數不勝數。打個比方說，大大小小的路有成千上萬條，錯綜複雜，人們不知道應該走哪條路。世間的學者如同進入了有各種表演的劇場參觀，說單口相聲的、對口相聲的，舞蹈家、魔術師、雜技演員等從四面八方湧向舞台，使人應接不暇，因此導致人目眩耳鳴，精神恍惚，不分晝夜地遊玩其中，就像忘記了家傳的學業的瘋子一樣。當時的君主也為這些學說所迷惑，心神顛倒，一生致力於寫作毫無用處的虛文，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要這麼做。

  【詞語註解】

  ○訓詁之學：詮釋文字意思的學問。

  ○記誦之學：記憶背誦的學問。

  ○詞章之學：寫作美文的學問。

  ○紛紛籍籍：雜亂繁多的樣子。

  ○群起角立：蜂擁而起、互不相讓的樣子。

  ○萬徑千蹊：很多岔道、小路。

  ○百戲之場：演出雜技、戲劇等的娛樂場所。

  ○歡謔跳踉：喧鬧、詼諧、跳躍的樣子。

  ○騁奇鬥巧：表演魔術、雜技等。

  ○獻笑爭妍：美人撒嬌獻媚。

  ○前瞻後盼：看前看後。

  ○耳目眩瞀：目眩耳鳴的樣子。

  ○精神恍惑：精神恍惚的樣子。

  ○遨遊淹息：沉浸在遊玩之中，留在那裡休息。

  ○病狂喪心：發瘋、喪失心志。

  ○家業：家傳的學業。

  ○無用之虛文：不實用的虛文，指訓詁、記誦、辭章之學。

  【補充說明】

  這段文字講述的是，漢代以後儒學成為訓詁記誦之學，人們忘記了它本來是實學，因此產生了很大的弊害。世間學者被此學迷惑，完全喪失了心智。王陽明用劇場的比喻巧妙地說明，著實絕妙。

  前漢時出現了經學家，《易》《書》《詩》《禮》《春秋》五經各自設立博士。博士以一經為專業，不能兼顧其他經書。一經也有眾多流派，從屬某個流派的人，堅守師說並將其傳給弟子。前漢如此重視經學，同時又崇尚道德節義。到了後漢，出現了訓詁之學的大學者，馬融、鄭玄等受到後世經學家的崇敬。

  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與前代相反，比起經學，世人更重視詩賦，老莊思想及道教比儒學更流行。此時出現了一批註釋經書的學者，如王肅、何晏、王弼、杜預、范寧、皇侃等。他們多少也提出了自己的學說，但是大多遵守漢代的傳統。葛洪是道教的代表人物，著有《抱朴子》。此時儒學受到了佛教的影響。隋朝出現了王通，他模仿經書著書《文中子》，大致傾向於儒釋道三教一致的思想。王陽明認為，這些學者以及思想家都沒能脫離傳統的功利風習。

  到了唐代，孔穎達受唐太宗之命，編著了《五經正義》。此書非常流行，其他注釋書都衰落了。而且科舉之學，即舉業也以這本書為教科書。唐代的科舉分為明經科和進士科，明經科以背誦經典訓詁及注釋為主，進士科考的是詩賦文章。在唐代，考中進士比考中明經更榮耀。概觀漢唐時代，訓詁記誦之學成為儒學的中心。可以說，此時是儒學的衰退時代。

  唐代有兩位思想家，韓愈及其弟子李翱，他們是宋代新儒學的先驅。從文藝方面來說，漢代興起了使用華麗詞句的詩賦，到了六朝越發興盛。六朝時，四六駢儷文盛極一時，一直持續到唐朝中期韓愈及柳宗元提出古文復興運動為止。

  以上大致敘述了漢代以後的學術變遷，幾乎是百花繚亂。心懷青雲之志的年輕學者接觸到這些以後，就像出身鄉村的青年來到繁華的大城市一樣，左顧右盼，被其豪華絢爛迷惑，因而失去自我。不求道於心內而求之於外的人，大致都會這樣吧。王陽明說，道既然在吾心內，學問就必須直截簡易。越是簡易越貼近真正的道，越貼近真正的道越簡易。他晚年想起自己曾經求道於外界，作詩追憶：

  爾身各各自天真，不用求人更問人。

  但致良知成德業，謾從故紙費精神。（《示諸生三首》）

  人人自有定盤針，萬化根源總在心。

  卻笑從前顛倒見，枝枝葉葉外頭尋。（《詠良知四首示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