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篇01
2024-10-14 04:51:21
作者: (日)岡田武彥
【原文】
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術焻;孔、孟既沒,聖學晦而邪說橫。教者不復以此為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為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己之欲。天下靡然而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相仿相效,日求所以富強之說、傾詐之謀、攻伐之計,一切欺天罔人,苟一時之得,以獵取聲利之術,若管、商、蘇、張之屬者,至不可名數。既其久也,鬥爭劫奪,不勝其禍,斯人淪於禽獸夷狄,而霸術亦有所不能行矣。
【解析】
夏、殷、周三代走向衰落,王道沒落,霸道盛行。孔子、孟子亡故以後,聖人之學不明,邪說橫行。教的人不教聖人之道,學的人不學聖人之道。因此,霸主表面上施行先王之道,暗地裡藉此滿足自己的私慾。世間流行這種風潮,人們都爭相效仿,聖人之道終被埋沒。人人都效仿霸主,追求國家富強的學說,實施欺壓他國、謀求攻略、顛覆他國的計劃,欺天瞞人,為得一時之利而耍弄權術。像管仲、商鞅、蘇秦、張儀這樣的人,不計其數。長此以往,爭鬥劫掠頻繁發生,人們將難以忍受這些災禍。世人最終墮入禽獸夷狄的邪道,就連霸主之道也不能通行了。
【詞語註解】
○王道熄:王道是指天下為王之道,與霸道相反。王道是指以仁愛為本,堯舜及三代聖王施行的、光明正大、公正無私的道。「王道熄」是指周平王東遷以後的事。《孟子·離婁章句下》:「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孟子集注》:「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
○霸術焻:霸術是指春秋時代五霸施行的權術,外假仁義之名,內行私己之欲。《孟子·公孫丑章句上》:「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字典中沒有焻字,估計是「昌」的白字。施本寫作「昌」。東正堂認為是「昌」或者「焆」,這兩個字都是熾盛的意思。
○聖學晦:聖學是指關於王道的學問。聖學在孔孟時代還沒有喪失,孔子、孟子故去之後,聖學變得不明朗,王道不再施行。
○邪說:王道以外的奸邪學說,指後文中提到的管仲、商鞅、蘇秦、張儀以及楊子、墨子等諸子百家的學說。
○假之於外:《孟子·盡心章句上》:「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之」指的是聖人之道,即仁義。「假之於外」是指假借仁義之道裝飾表面。
○靡然而宗之:屈從並以此為根本來尊奉。諸本寫作「靡然而宗之」,佐藤一齋在《〈傳習錄〉欄外書》中說,施本、俞本中沒有「而」字。
○蕪塞:雜草叢生,道路被堵塞。《近思錄·觀聖賢類》中列舉了程明道的話:「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污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辟之而後可以入道。」
○傾詐:奸詐,通過欺騙將人扳倒。
○罔人:欺騙人。
○苟一時之得:獲取一時的效果。
○獵取:瞄準射擊並獲得。
○管、商、蘇、張:管即管仲,名夷吾,春秋時代人。管仲輔助齊桓公成就霸業,被稱為仲父。孔子說:「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論語·憲問篇》)詳情請參照《史記》中的《管晏列傳》。商即商鞅,戰國時代人。商鞅輔助秦孝公,提倡變法自強,被稱為商君,是個法學家。詳情請參照《史記·商君列傳》。蘇即蘇秦,戰國時代的縱橫家,聯合六國(齊、韓、魏、趙、燕、楚)抗秦。詳情請參照《史記·蘇秦列傳》。張即張儀,戰國時代人。張儀輔助秦惠王以連橫之策遊說六國,勸他們毀合縱之約而事秦國。秦惠王死後,六國又恢復合縱,張儀投奔魏國。詳情請參照《史記·張儀列傳》。
【補充說明】
後篇從歷史的角度講述了三代以後聖學的衰退、功利思想的隆盛及其弊害。其後,為了挽救這種狀況,各種學說應運而生,但是沒有奏效,最終只能依靠「良知」說。這才是王陽明所謂的「拔本塞源」論。這一段講述的是,三代衰落,孔、孟故去以後,聖學不明、邪說橫行,外假仁義之名、內主功利的霸道盛行,風靡天下,聖道被堵塞,弄權謀術、以功利主義為宗旨的法家和縱橫家等諸子百家興起,就連霸道也不能施行了。
春秋時代出現了五霸,他們以霸道統一諸侯,對內輔助周王,對外擊退夷狄。到了戰國時代,諸侯各自稱王,為爭奪天下發動戰爭。春秋時代出現了孔子,戰國時代出現了孟子,他們為了聖學的復興東奔西走,以求天下治平,但並未奏效,只好將自己的理想託付給後世之人。
這段文字中提到了王道和霸道,孔、孟二人都主張王道,孟子更是強調這一點。所謂王道,是指王者應當施行的道,即夏、殷、周三王之道。正如《書經·洪範篇》中記述的那樣,是光明正大、無私無欲的治國之道。孟子認為,王道是作為天下之王的道,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具體一點來說,就是謀求百姓經濟生活的安定、輕刑罰、以德教民。他說,行王道則可以不戰而得天下。
孟子以王道為本,批判霸道說:「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孫丑章句上》)按照孟子的觀點,以德使天下歸順便是王道,以力量壓制諸侯,自己當盟主則是霸道。由於孟子提倡王道、抨擊霸道,後世不斷有人爭論「王霸之辯」。
春秋時期出現了五霸,關於五霸具體所指人物,有不同的觀點,但是都將齊桓公和晉文公列入其中。我們閱讀《論語》就會發現,孔子曾論及兩人,並將其比較說:「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論語·憲問篇》)他褒揚齊桓公,貶低晉文公。
輔佐齊桓公成就霸業的人,便是宰相管仲。然而,如前所述,管仲曾經有過不義之舉,因此孔子的高徒子貢、子路對管仲的行為產生疑問,認為他違背了仁道,因而請教孔子。
齊國是個大國,齊襄公的時候政治混亂,統治者暴虐無道,鮑叔牙擁戴公子小白(齊襄公的異母弟弟)到了莒。後來,齊襄公被公孫無知殺死。此時,小白的異母兄弟公子糾逃往魯國,召忽和管仲跟隨在側。不久後,公子小白在鮑叔牙的擁戴下回到齊國即位,成為齊桓公。魯國以武力送公子糾回齊,讓其即位,但是被齊桓公的大軍打敗。齊桓公命魯國殺掉公子糾。召忽自殺殉主,而管仲不但沒有為公子糾而死,反而聽從好友鮑叔牙的勸說歸順齊桓公,又助其成就霸業。
管仲的這種投敵叛主的行為讓子貢及子路感到疑惑。孔子對子貢這樣回答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孔子對子路又這樣說:「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如上所述,孔子對管仲持褒揚態度。孟子雖然十分了解齊桓公,卻認為他和晉文公相同,施行霸道,因而予以批判。因此,當齊宣王問及齊桓公和晉文公時,孟子回答說:「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孟子·梁惠王章句上》)
王陽明在這段文字中也將管仲看作霸者,從這一點上講是繼承了孟子的觀點。因此,王陽明也將王道與霸道的區別劃分得很清楚。可以說,王道與霸道的區別就是義與利的區別。
關於義與利的區別,孔子曾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論語·里仁篇》)但是他不像孟子那樣將義與利對立起來。
《孟子》開頭有這樣一段話。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
為什麼孟子比孔子更重視義與利的對立呢?我想這與時世有很大關係。與孔子時代相比,孟子時代的道義退化得更嚴重,可以說已經墮落於塵埃。
正如「拔本塞源」論的後半部分所記述的那樣,王陽明認為,隨著時代的發展,功利思想益發熾烈和嚴重。他還指出,這一思想已經在人們的心中深深紮根,很難去除。因此,正如前文敘述的那樣,他在討伐賊匪時給門人寫信道:「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他提出要徹底清除心中的利慾之念,對這種念頭,要像貓看到老鼠時那樣,用炯炯有神的眼睛盯得緊緊的,不能有絲毫的放鬆。因此,王陽明自然和孟子一樣,嚴格劃分王霸之區別。
然而,孟子的主張似乎有些過於理想化,缺乏現實性。因為孟子提倡王道、抨擊霸道,他的這一思想在戰國時代那樣的動盪時期沒怎麼發揮作用。秦始皇依靠法家學說結束了戰國的動亂。法家排除王道,站在功利主義者的立場上,主張重刑,主張以徹底的專制政治為基礎。
如此想來,有時候霸道比王道更具有現實性。霸道名義上以仁義為宗旨,實際上使用現實的力量,因此更有實效性。但是,理想越高,越不能忍受霸道中潛在的功利性。主張王霸之別、義利之別的人,可以說是站在嚴肅的倫理主義的立場上。
到了宋代,有更多的儒學家強調倫理主義,提倡區分二者。南宋的朱子可以說是將先賢的學說集大成了。當時還出現了事功學派,事功學派提倡義利一致,主張如果沒有功利,道義只是無用的理論。
前漢董仲舒提倡「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事功學派批判這種道德主義,提倡義利一致、義利雙行。他們是現實型的學派,以實事事功為主旨,認為不在這個前提下提倡的儒學之道在現實中不起作用。事功學派的代表人是永嘉地區的葉水心和永康地區的陳龍川,前者開創了永嘉學派,後者開創了永康學派。他們反對劃分王霸之別,然而,他們的事功主義也遭到了朱子的嚴厲批判。
像朱子和王陽明那樣區分王霸和義利,這樣做會不會由於理想高遠而使人墮入空想呢?想到這一點,我就會覺得事功學派更現實、更有實效。然而朱子曾提出救濟饑饉的對策,即著名的社倉法,可見絕不會像老、莊和佛教徒那樣流於清澄脫俗。
王陽明在受命征討叛賊時,先是以仁義安撫他們,對那些負隅頑抗的人,則用比《孫子兵法》還絕妙的作戰策略將他們一舉殲滅,從而建立了大功。從這兩個人的王道論來看,未必會以空想告終。考慮到利慾之念在人性中紮根頗深,如果輕率地提倡義利一致、義利雙行的話,反倒會產生弊害。因為這樣一來,就不容易清掃利慾之念了。
本來儒學就是以實學為本。所謂實學,是指實用的學問,一方面包含了可以經世濟民、追求實用的意思,另一方面是指,不是口頭上求道或者書本中求道,而是通過體認領悟而掌握學問。宋代的程子提出儒學是實學,於是當時大家都開始提倡實學。程子、朱子等從實學的立場上批判漢唐的訓詁記誦之學,稱它是口耳之學,即舌尖上的學問。他們認為老、莊、佛教的學說是虛學,不以經世濟民為要,所以對其予以猛烈抨擊。
從實用學的角度來看,對於霸道以及事功派的學說,我們不能一概否定。因為在現實社會中,功利思想席捲了人們,即便是談理想,也要在現實中去實現。如果一概拒絕,就有可能會像道教徒和佛教徒那樣,羨慕隱於世外、脫俗灑落的境界。而且,對於利、功利、惡,一味強調義、仁義、善並熱切論述,動則拘泥於我執我見,反倒在不知不覺中陷入私立邪見,往往自己還意識不到。
那麼,我們最終應該如何考慮義利和王霸的問題呢?
我認為只能是徹底清除私利之念。這樣一來,無論是提倡二者的區別,還是主張二者一致,都不違背儒學的理想。因此,清除私利之念是最重要的。正如王陽明所說,所幸人有良知,磨鍊良知並發現它比什麼都重要。
【原文】
世之儒者,慨然悲傷,搜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補於煨燼之餘;蓋其為心,良亦欲以挽回先王之道。聖學既遠,霸術之傳積漬已深,雖在賢知,皆不免於習染,其所以講明修飾,以求宣暢光復於世者,僅足以增霸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牆遂不復可睹。
【解析】
世間的儒學家見此情形,痛心不已,於是搜尋古代聖王的制度文物,收集秦始皇焚燒的經書殘骸,並予以修補。因為他們確實真心想挽回先王之道。然而聖人之學已經成為遙遠的過去,霸道傳播已久,其積弊已經深入人心,即便是賢人、智者,也難免被污染。因此,好不容易了解了聖人之學,將經書修補完好,想要恢復並發揚光大,結果卻只能用於為霸者辯護,最終連聖學的入口都看不到了。
【詞語註解】
○世之儒者:指漢代的儒學家。
○慨然:悲傷嘆息的樣子。
○搜獵:搜求,獵取。
○掇拾:撿取。
○煨燼:燒剩的灰燼。指秦始皇焚燒的經書殘骸。
○積漬:沾染了很深的習性。
○賢知:賢人與智者。
○習染:沾染上習氣。
○宣暢光復:恢復、發揚。光是光大的意思。
○藩籬:籬笆。
○聖學之門牆:聖學的入口。《論語·子張篇》:「子貢曰『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補充說明】
這一段講述的是,世間的儒學家慨嘆聖學的衰微,努力想挽回並發揚光大,但是由於霸術傳播已久,人們身染功利之積習,最終連聖學入口都看不到了。這裡講的世間儒者,其實暗指漢代儒學家。
如前所述,秦始皇憑藉以變法自強為本的法家思想取得天下,結束戰國紛爭,大力革新政治,因此不得不說他功績巨大。然而遺憾的是,他排斥打擊傳統思想文化,焚書坑儒,導致傳統思想文化的傳承一時斷絕,不得不說其罪過也巨大。不過有學者指出,秦始皇雖然焚書,但主要焚燒的是地方衙門的書籍,官府的書籍依然保存著,由博士掌管。項羽攻秦時焚燒了其宮室,眾多經書被燒毀。
在這一段文字中,王陽明寫道,漢代儒學家從被焚燒的書籍中收集了「六經」的殘篇,並加以修補,想要挽回先王之道,結果最終未能避免被霸道污染。事實如何呢?漢代出現了很多儒學家。漢文帝設立《論語》《孟子》等的博士;漢景帝之子河間獻王比較好學,收集了很多先秦舊書,設立了《毛詩》《左氏春秋》的博士;董仲舒輔佐漢武帝設置五經博士,立儒學為國教;劉向、劉歆父子致力於整理、校正漢成帝時搜集的古籍。然而,他們大都只是致力於忠實地傳承儒家經典的訓詁,對儒家思想幾乎毫不關心。
西漢的儒學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陸賈、賈誼、董仲舒、劉向、揚雄、劉歆等人。陸賈為漢高帝效命,著有《新語》,想要調和孔子與老子的思想,大體還是主張以儒家為本治理國家。《新語》中記述經書格言的內容比較多,幾乎沒有什麼新的學說。賈誼為漢文帝效命,著有《新書》,書中記載的是儒家的論點,多少也摻雜了法家的思想,主張以此為政。他曾上疏《治安策》,其文章被譽為古今上奏文中的上乘之作。董仲舒請求漢武帝以儒學為國教,著有《春秋繁露》。《春秋繁露》中記述了儒家的政治理論,同時也吸收了陰陽五行思想,論述了五行災異。這一「五行災異」說受到當時儒學家的排斥。他所主張的儒學,在原來儒學家提倡的四德即「仁、義、禮、智」的基礎上,加入「信」而為五常。他論述義利之別,明確了王霸之別。因此,後世之人稱讚說,漢儒當中唯有董仲舒是正統。
劉向輔佐了漢元帝與漢成帝,與董仲舒齊名,被譽為西漢的思想巨擘。劉向博學多識,在學術方面,他校正了朝中的先秦古書,並排列其篇章,後來作為中國最早的目錄編纂者而廣為人知,並著有《新序》《說苑》《列女傳》等。劉向以儒學為本,但是也相信陰陽五行說。其子劉歆也博學多識,繼其父之後著書《七略》,為經書的整理做出了巨大貢獻。但是,他與父親不同,諂媚、聽命於王莽。揚雄也對王莽阿諛奉承,因此被後人當作曲學阿世的學者。不過,揚雄寫的文章流暢華麗,其心思也用在道德仁義上。他著有《方言》《法言》《太玄》等作品。
《方言》收集了各地的方言,《法言》是模仿《論語》所作,《太玄》是模仿《周易》所作,內容都很淺顯。在揚雄的著作中,有些地方的論說是調和了孟子與荀子的學說。狩野直喜先生說,一般漢代的學者都缺乏創造力,只是醉心於古典,致力於模仿。
到了後漢,出現了桓譚、王充等儒學家。桓譚是個廉直的人,不肯聽命於王莽,光武帝即位後,他又出來為官。其著作《新論》,如今已失傳。前漢儒學家大多相信「五行災異」說,桓譚卻認為這是迷信。王充也曾經為官,不久後回鄉潛心研究學問。他不滿足於訓詁之學,提出了自己的學說。他著有《論衡》,議論痛快淋漓,構想也很新奇。他雖然是個儒學家,卻批判過孔、孟。他還相信宿命,提倡唯物論。
以上介紹了秦始皇焚書坑儒後的學術界狀況,因此王陽明寫道:「聖學既遠,霸術之傳積漬已深,雖在賢知,皆不免於習染。」
【原文】
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為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為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為麗。若是者紛紛籍籍,群起角立於天下,又不知其幾家,萬徑千蹊,莫知所適。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歡謔跳踉,騁奇鬥巧,獻笑爭妍者,四面而競出,前瞻後盼,應接不遑,而耳目眩瞀,精神恍惑,日夜遨遊淹息其間,如病狂喪心之人,莫自知其家業之所歸。時君世主亦皆昏迷顛倒於其說,而終身從事於無用之虛文,莫自知其所謂。
【解析】
因此,訓詁之學興盛,學者把解釋文字並傳給後世作為名譽;記誦之學興盛,把背誦經書視作博學多識;辭章之學興盛,學者們致力於寫作華麗的文章。這些學問在世間群起並行,其流派數不勝數。打個比方說,大大小小的路有成千上萬條,錯綜複雜,人們不知道應該走哪條路。世間的學者如同進入了有各種表演的劇場參觀,說單口相聲的、對口相聲的,舞蹈家、魔術師、雜技演員等從四面八方湧向舞台,使人應接不暇,因此導致人目眩耳鳴,精神恍惚,不分晝夜地遊玩其中,就像忘記了家傳的學業的瘋子一樣。當時的君主也為這些學說所迷惑,心神顛倒,一生致力於寫作毫無用處的虛文,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要這麼做。
【詞語註解】
○訓詁之學:詮釋文字意思的學問。
○記誦之學:記憶背誦的學問。
○詞章之學:寫作美文的學問。
○紛紛籍籍:雜亂繁多的樣子。
○群起角立:蜂擁而起、互不相讓的樣子。
○萬徑千蹊:很多岔道、小路。
○百戲之場:演出雜技、戲劇等的娛樂場所。
○歡謔跳踉:喧鬧、詼諧、跳躍的樣子。
○騁奇鬥巧:表演魔術、雜技等。
○獻笑爭妍:美人撒嬌獻媚。
○前瞻後盼:看前看後。
○耳目眩瞀:目眩耳鳴的樣子。
○精神恍惑:精神恍惚的樣子。
○遨遊淹息:沉浸在遊玩之中,留在那裡休息。
○病狂喪心:發瘋、喪失心志。
○家業:家傳的學業。
○無用之虛文:不實用的虛文,指訓詁、記誦、辭章之學。
【補充說明】
這段文字講述的是,漢代以後儒學成為訓詁記誦之學,人們忘記了它本來是實學,因此產生了很大的弊害。世間學者被此學迷惑,完全喪失了心智。王陽明用劇場的比喻巧妙地說明,著實絕妙。
前漢時出現了經學家,《易》《書》《詩》《禮》《春秋》五經各自設立博士。博士以一經為專業,不能兼顧其他經書。一經也有眾多流派,從屬某個流派的人,堅守師說並將其傳給弟子。前漢如此重視經學,同時又崇尚道德節義。到了後漢,出現了訓詁之學的大學者,馬融、鄭玄等受到後世經學家的崇敬。
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與前代相反,比起經學,世人更重視詩賦,老莊思想及道教比儒學更流行。此時出現了一批註釋經書的學者,如王肅、何晏、王弼、杜預、范寧、皇侃等。他們多少也提出了自己的學說,但是大多遵守漢代的傳統。葛洪是道教的代表人物,著有《抱朴子》。此時儒學受到了佛教的影響。隋朝出現了王通,他模仿經書著書《文中子》,大致傾向於儒釋道三教一致的思想。王陽明認為,這些學者以及思想家都沒能脫離傳統的功利風習。
到了唐代,孔穎達受唐太宗之命,編著了《五經正義》。此書非常流行,其他注釋書都衰落了。而且科舉之學,即舉業也以這本書為教科書。唐代的科舉分為明經科和進士科,明經科以背誦經典訓詁及注釋為主,進士科考的是詩賦文章。在唐代,考中進士比考中明經更榮耀。概觀漢唐時代,訓詁記誦之學成為儒學的中心。可以說,此時是儒學的衰退時代。
唐代有兩位思想家,韓愈及其弟子李翱,他們是宋代新儒學的先驅。從文藝方面來說,漢代興起了使用華麗詞句的詩賦,到了六朝越發興盛。六朝時,四六駢儷文盛極一時,一直持續到唐朝中期韓愈及柳宗元提出古文復興運動為止。
以上大致敘述了漢代以後的學術變遷,幾乎是百花繚亂。心懷青雲之志的年輕學者接觸到這些以後,就像出身鄉村的青年來到繁華的大城市一樣,左顧右盼,被其豪華絢爛迷惑,因而失去自我。不求道於心內而求之於外的人,大致都會這樣吧。王陽明說,道既然在吾心內,學問就必須直截簡易。越是簡易越貼近真正的道,越貼近真正的道越簡易。他晚年想起自己曾經求道於外界,作詩追憶:
爾身各各自天真,不用求人更問人。
但致良知成德業,謾從故紙費精神。(《示諸生三首》)
人人自有定盤針,萬化根源總在心。
卻笑從前顛倒見,枝枝葉葉外頭尋。(《詠良知四首示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