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一 王陽明的《拔本塞源論》 前言01

  最近日本的社會風潮讓人不禁蹙眉，令人憂慮的事情頻繁發生，這對於日本的將來來說是很嚴重的事情。原因雖然多種多樣，但是最根本的原因在於人們失去了作為人的本心，為功利之念驅使，變得自私自利。

  功利之念已在人們心中深深紮根，不容易去除，所幸古代的先賢留下了很多好的教誨。其中，王陽明的《拔本塞源論》對於眼下的日本人來說是最合適的教科書之一！

  王陽明在文中講道「人心有天地萬物一體之仁」，即天地萬物與自身為一體的仁德，遵從這一仁德，世人將會像父子兄弟般相親相愛，而且這一仁德與生俱來，人人具備。按照自己的才能和力量去工作的話，人們就不會被任何功利之念污染，從而形成和諧的理想社會。這一點看上去很難，所幸人們生來便具有覺悟的良知，只要盡情發揮就可以了。

  這篇《拔本塞源論》，將王陽明心中激盪的至情娓娓道來，讓讀者不禁為之振奮。《拔本塞源論》是一大警世之作，也是明文中的明文。如今我加以註解，希望有志之士一讀。關於其理由，我想只要是對當今日本的社會風潮心存憂慮之念的人士，都能很容易想明白。

  本書由序章、第一章和第二章組成。序章分三節，第一節是「王陽明的生涯與思想」，第二節是「王陽明與萬物一體論」，第三節是「《傳習錄》與『拔本塞源』論」。這些內容是為了更準確、更深刻地理解《拔本塞源論》的精神。

  為了方便解說，我將《拔本塞源論》分為前篇與後篇，各分為六個段落。為了使講解更容易理解，給讀者增加親近感，文章除原漢文和日語古譯文之外，我全部採用口述文體。

  本書在明德出版社的協助之下得以問世，自起稿僅半年就得以出版，多虧了森山文彥先生不遺餘力的協助，在此深表謝意。

  王陽明的生涯與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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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提到王陽明，大家馬上就會想到那個提倡「知行合一」的儒學家。王陽明是日本人很熟悉的大儒之一。在日本，人們稱陽明學為實踐哲學。

  王陽明於明憲宗成化八年（1472）出生在浙江省餘姚，於世宗嘉靖七年（1528）客死在江西省南安，是代表明代儒學的大儒，與宋代的朱子齊名。王陽明又是著名的詩人，擅長書法，還是討伐各地叛賊、建立了功勳的武將。因此可以說他是左手持書、右手撫劍的儒學家、大豪傑。

  朱子是一個書齋中的學者，而王陽明卻不同，就像他的詩句「江北江南無限情」中所說的那樣，他馳騁於中國各地，隨時隨處教化門人。朱子提倡理智他律的道德，而王陽明則提倡充滿人情的自律的道德。據說聽了王陽明的講學，有人會熱血沸騰，歡喜之餘甚至忘情地手舞足蹈。

  王陽明的一生可謂波瀾壯闊。他幼年時擅長智謀，青年時因為擔憂韃靼侵犯，於是親自視察北方邊塞，又學習武藝。王陽明十六歲時尋求朱子遺書，得知書中提倡一草一木皆有理，碰巧父親的官衙內種有竹子，為了窮竹子之理，他思索了一周，最終失敗而病倒。朱子認為要想成為聖賢，就要一一窮萬物之理，經過不斷的努力，就會發現萬理歸一。只有達到這個境界，才能成為聖賢。王陽明沒能窮透竹子之理，他由此認為自己沒有資格成為聖賢，於是暫時放棄學習儒學，專攻詩文，致力於辭章之學。

  王陽明十七歲時結婚，因為身體羸弱，所以去聽道士講養生。翌年，儒學家婁一齋（婁諒）告訴他，「聖人必可學而至」，從此他又開始學習儒學，致力於科舉考試的學問。王陽明於二十二歲和二十五歲兩次參加會試考試，但都名落孫山，於是他再次潛心辭章之學，同時也攻讀兵書。

  二十七歲時，王陽明經過反省，按照朱子的教誨，有志於窮物之理。但是由於心與理無法融合，王陽明沉思良久後舊病復發，因此放棄聖學，再次傾慕道士的養生說。

  王陽明二十八歲時中進士，並於這一年開始出仕，不久後因患肺病回鄉休養。當時他非常後悔自己以前在詩文方面費心勞神，於是在陽明洞中建書屋以求養生之道。他本想捨棄俗世間的一切雜念，但是無論如何也無法割捨對父親和祖母的想念。當時他突然明白，佛教和道教讓人們連父子親情也丟掉是錯誤的，於是轉而信奉儒學，並決心養好身體再度出仕，為天下，也為百姓盡一份力。隨後他來到京城，與友人湛甘泉共同致力於復興聖學。

  1506年，武宗即位，改年號正德。據說武宗是明朝歷代皇帝中最為昏庸的，他寵愛被稱為「八虎」的劉瑾等宦官。這些宦官敗壞朝綱，還將進諫的官員投入大牢。王陽明憂慮於此，上書為入獄官員求情，結果自己也被投入大牢，後來被流放到貴州省龍場。龍場是少數民族聚居之地，當時漢族文化尚未普及。正德三年（1508），三十七歲的王陽明到達那裡時，春意正濃。因為當地人都住在洞穴里，王陽明也不得不在洞穴中生活。王陽明在龍場嘗盡了生活之苦，一有空閒便靜坐以求窮理。一天晚上，他突然領悟到物之理不在心外，而在自身心性之中。之後他努力教化當地百姓，向諸生講學。第二年，他在貴陽書院首次提出「知行合一」說。

  這一年年末，王陽明得到赦免，被任命為江西省廬陵縣的知縣。此時，王陽明根據自身的經驗，向諸生講「靜坐悟入」。當然，這和禪宗講的坐禪入定不同。王陽明的靜坐悟入是為了體認儒學講的理，佛教的坐禪入定是追求脫離塵世之道，二者主旨不同。然而門人沒有充分理解王陽明所講的靜坐的主旨，以為和坐禪入定相同，結果誤入佛教的靜寂之道。因此王陽明不再提倡靜坐，開始宣揚克己去欲的實踐修行的必要性。不久後，王陽明向門人傳授了和朱子見解不同的《大學》，然後強調「去欲存理」「省察克治」「事上磨鍊」等實踐修行的必要性。正德十五年（1520），王陽明領悟了良知是學問的根本，開始提倡「致良知」說。這次領悟是王陽明歷盡千辛萬苦總結出來的，其艱難體驗非紙筆與口舌可以詳述，王陽明卻稱之為賴天之靈。

  自從龍場大悟後，王陽明開始提倡和朱子學不同的獨到的學說。當時是朱子學獨霸天下的時代，王陽明的學說遭到了朱子學者的嚴厲批判。王陽明開始收斂鋒芒，並未採取公然與朱子學對抗的態度。但自從提倡「致良知」說以後，王陽明開始堂堂正正地批判朱子學，當然也有朱子學者與他論辯。由於王陽明的學說非常簡易直截，一般人也很容易理解，容易做到，因此在明末大為流行。

  正德十一年（1516），王陽明奉命到江西省南贛地區，福建省汀州、漳州和廣東省平定賊匪。當地賊匪占據天險，常年欺壓百姓。王陽明用了一年半時間征討他們。以前曾有人前來平叛，但是並未奏效。王陽明掛帥後一掃賊窩，此地才得以安寧。王陽明是一位儒學家，因此在討伐賊匪之前，首先講仁義王道勸服他們。他所撰寫的勸降文章充滿人情味，讓人讀後不禁感動落淚，有些賊首讀後深受感動，決心投降王陽明並為其效命。而對於不聽勸說的叛賊，王陽明則以精兵前去討伐。王陽明嫻熟運用兵書中的作戰妙計，建立了讓世人驚嘆的大功。

  如此一來，即便是常年未被平定的賊匪也被王陽明掃蕩殆盡，從而確保了當地的治安。究其成功的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條是王陽明的戰後安置十分妥善。平定賊匪後，王陽明為了防止當地治安再次被擾亂，力圖謀求良民百姓生活的安定，於是盡力教化，實施了一系列得當的措施。

  王陽明在平定賊匪時也不忘教化門人。舉例來說，正德十三年（1518），王陽明在江西省與廣東省的交界處三浰地區討伐賊匪，在給門人薛尚謙的書信中這樣寫道：「即日已抵龍南，明日入巢，四路皆如期並進，賊有必破之勢矣。向在橫水，嘗寄書仕德雲『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區區剪除鼠竊，何足為異？若諸賢掃蕩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誠大丈夫不世之偉績。」

  由此可見王陽明在克服私利、私慾方面傾注了很多心力，在他提出「良知」說以前，他一直強調實踐修行的必要性。

  正德十四年（1519），一直以來都在尋機篡權的寧王朱宸濠，終在江西省南昌起兵叛亂。這次叛亂對於明朝皇室來說是非常嚴重的大事，王陽明聞訊後立即招募義兵前去討伐，很快就擊破叛軍，並生擒朱宸濠，立下大功。

  而武宗身邊的佞臣張忠和許泰卻想把功勞歸於武宗親征，不但給王陽明出難題，而且還在武宗面前進讒言詆毀王陽明。王陽明不得已，只好上疏稱戰功歸於武宗親征，並將朱宸濠交給朝廷。

  正德十五年（1520）六月，王陽明來贛州閱兵，並激勵兵卒。權臣江彬懷疑王陽明有謀反之心，派人查探動靜。門人深感憂慮，王陽明則作詩《啾啾吟》，詩中寫道：「人生達命自灑落，憂讒避毀徒啾啾。」

  同年九月，王陽明回到南昌。回去之前，王陽明首次對門人陳九川講述「致良知」為學問之根本。關於良知，王陽明以前也曾講過，自從經歷了宸濠之亂及張忠、許泰之難後，他便開始相信良知可以使人忘卻患難，超越生死，因此是萬古不變的真理。

  王陽明在給門人鄒謙之的信中這樣寫道：最近開始相信致良知是真正的儒學宗旨，以前懷疑只是這一個詞還不夠，如今嘗盡苦難後才明白只要良知就夠了。打個比方說，良知就像船上的舵，只要有舵，淺水之中也可自由行船，即便是波濤洶湧，只要舵在手中，就不用擔心沉船溺水。

  王陽明認為，良知是自古以來聖人相傳的血脈，而且任何人都天生具備。只要遵從良知，人們就能立即判別事物的真偽、是非、善惡，私利、私慾之念就像投入火爐中的雪一樣瞬間消融，便可以好善憎惡，一切行為以天理為依據。這樣一來，朱子所講的「物理」非「良知」莫屬。朱子也曾指出「物理」本在心性之中，如果求之於吾心，則會以心求心陷入混亂，不如求之於心外之物。王陽明說，那樣的話心與理不能融為一體，而且物理無限多，如果按照朱子的做法，一生也無法窮理。

  王陽明的這種思想，給予有志於聖學的人很大的信心。而且他說每個人天生具有和聖人一樣的良知，因此他的教誨能夠激發人們的道德氣概。當時聆聽王陽明教誨的人都不禁歡欣鼓舞。

  王陽明晚年提倡的良知，是他經過百死千難才領悟到的，不得已才用一詞概括。然而有人以為「良知」極其簡易，忘了通過腳踏實地的修行來磨鍊內心，反而做出背離良知的行為。一般人的良知已被功利之念污染，如果不通過切實的修行將之掃除乾淨，就不能正確發揮良知作用。因此王陽明在「良知」二字前面又加一個「致」字，強調實地修行的重要性，又說良知的本體在於修行即功夫，除此之外再無其他。如此說來，良知總是在功夫中提高。這就是「本體功夫一體」論。朱子學的觀點是通過功夫達到本體，而陽明學則認為功夫為本體之作用。這也是陽明學與朱子學相比的特色所在。

  關於陽明學的要旨，大家比較熟悉的是「知行合一」「事上磨鍊」「致良知」。但是，關於王陽明的「良知」說，有一點非常重要，我們不能忘記。那便是，王陽明曾說過，把良知作為萬物一體之心的知覺，遵從自己的良知，便可成就萬物一體之仁。孔子以來儒學中「仁」的思想至此得以集大成，所以王陽明的「萬物一體之仁」說影響廣大深遠。

  正德十六年（1521），王陽明因平定宸濠之亂建立大功，被封為新建伯。其後他的學說仍然遭到指責，但是他一邊靜養，一邊向門人講學。世宗嘉靖六年（1527）五月，王陽明又受命征討廣西省思恩、田州的叛賊。王陽明表示自己的身體狀況難當此重任，上疏辭退，但是沒有得到恩准，同年九月，他萬般無奈地踏上了征途。

  王陽明以「神武不殺」為宗旨，勸說叛賊歸順，但是廣西省八寨、斷藤峽的山賊對百姓危害極大，因此王陽明予以征伐。嘉靖七年七月，王陽明向朝廷上奏戰績，同時奏請還鄉養病。因為病情加重，在沒有得到朝廷恩準的情況下，王陽明於八月踏上了回鄉的旅途。在廣州城療養兩個多月後，王陽明於十一月從廣州城出發，當月二十六日越梅嶺朝南安進發。二十九日，他坐船行至南安青龍鋪，對門人周積說：「此心光明，亦復何言。」然後與世長辭。可以說，「此心光明，亦復何言」這句話最為簡明扼要地敘述了「良知」說的主旨。

  以上大致敘述了王陽明的生涯和思想形成的經過，最後來看一下陽明學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地位。

  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是春秋時期的人。孔子的教誨即儒學的特色在於：追求以人倫道德為主旨的理想社會，尊重並學習傳統文化，在此基礎上創造適應時代的新法則。《論語》中有「溫故而知新」，這句話最簡潔地表達了儒學的特色。法家等現實主義者完全遵循人們的現實想法，否定傳統文化；老、莊等超越主義者否定一切人為，主張自然無為，徹底批判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儒家和它們相比，有很大的不同。

  孔子是古代傳統文化的集大成者，他講述人倫道德，但是並不論及其本體、本源等形而上的東西，只是論說形而下的日常生活。總之，孔子論說的僅限於德行。

  戰國時期的孟子繼承了孔子的學說，同時受到老、莊等超越主義的影響，開始提倡德行的根本即人的本性、良心。到了秦漢時期，《中庸》一書問世，至此儒學開始論述德行的本體、源頭。因為老、莊論述的是深遠之道，所以當時的儒學家想要超越他們，便向縱深挖掘儒學論述的道德思想。

  後來，儒學成為訓詁記誦之學，思想上未取得很大進展。到了宋代，受道教、佛教刺激，新儒學得以興盛。宋代儒學的代表是朱子，他將孔子思想中蘊含的深遠、形而上的東西變得明確，並將其系統化，於是產生了擁有廣大深遠體系的儒家哲學。

  朱子學提倡理論與實踐，即知與行並用，而明朝中期王陽明又提出了知行合一。兩者相比較，簡單地說，朱子學傾向於以知為主，而陽明學傾向於以行為主。王陽明認為，以行為主，所以知行合一。華嚴、天台學主張教學與坐禪並用，而禪學主張專心坐禪，這種發展過程和朱子學發展到陽明學的形式完全相同。這種思想的發展和西方正好相反，可以說是東方思想的特色。因此有人說西方思想是理論性的，而東方思想是實踐性的。

  比較一下朱子和王陽明的學術差別，我們不難發現日本人為什麼偏愛陽明學。王陽明主張以行為主的知行合一，這是中國儒學的精神實質。王陽明繼承發揚的，或者準確地說，復興的正是儒學的踐行精神。而朱子一生治學，理論豐贍，踐行太少。換個角度來看，陽明學其實是回歸到了孔子論述德行、實踐德行的觀念上。

  此外，比較一下朱子學和陽明學的話，可以說朱子學重知，而陽明學重情。從這一點上看，也可以說陽明學是孔子儒學的嫡傳。因為孔子思想的精髓在於「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論語·微子篇》），「與人之心」中包含了孔子思想的精要，可以說是對世人深切的仁愛之情。

  儒學提倡的諸般德行中，仁為最高標準，被認為是全德。因此可以說孔子論述的人倫道德的根本在於情。孔子難以排解自己的憂世之情，所以為救世濟民而東奔西走，席不暇暖。王陽明的《拔本塞源論》也一樣，其中一字一句都體現了他深深的憂世情懷。

  日本人本來就是感情豐富的民族，比較重情，這也是陽明學受日本人青睞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