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評「隨處體認天理」說

  嘉靖五年（1526），王陽明在寫給鄒謙之的書信[《寄鄒謙之（一）》，《王文成公全書》卷六]中批判了湛甘泉的「隨處體認天理」說。

  書信開頭寫道：「比遭家多難，功夫極費力，因見得良知兩字比舊愈加親切。真所謂大本達道（《中庸》），舍此更無學問可講矣。」

  由此可見，越是到了晚年，所遭受的磨難越多，王陽明便越發相信「良知」說，其「良知」說也越發意味深長。這裡的「家多難」，指的是嘉靖元年（1522）失去了父親海日翁，嘉靖四年（1525）又失去了夫人諸氏。

  前面提到，王陽明被謫貶龍場，領悟了心即理，但是還沒有領悟「體」為何物。而自贛州時期以後經歷千辛萬苦，到了四十九歲王陽明才明白，「體」是人們先天具備的良知。到了晚年，他對良知更是堅信不疑。

  接下來，王陽明在給鄒謙之的信中論述道，比較一下湛甘泉的「隨處體認天理」學說和自己的「良知」學說，就會發現兩者差之毫厘謬以千里。

  原文如下：

  

  「隨處體認天理」之說，大約未嘗不是，只要根究下落，即未免捕風捉影，縱令鞭辟向里，亦與聖門致良知之功尚隔一塵。若復失之毫釐，便有千里之謬矣。

  王陽明感慨道：

  四方同志之至此者，但以此意提掇之，無不即有省發，只是著實能透徹者甚亦不易得也。世間無志之人，既已見驅於聲利詞章之習，間有知得自己性分當求者，又被一種似是而非之學兜絆羈縻，終身不得出頭。緣人未有真為聖人之志，未免挾有見小欲速之私，則此重學問，極足支吾眼前得過。是以雖在豪傑之士，而任重道遠（《論語·泰伯篇》），志稍不力，即且安頓其中者多矣。

  他又鼓勵鄒謙之說：「謙之之學，既以得其大原，近想涉歷彌久，則功夫當益精明矣。」

  同年，他在寫給鄒謙之的另一封書信[《寄鄒謙之（五）》，《王文成公全書》卷六]中，再次批判了湛甘泉的「隨處體認天理」學說：「隨事體認天理，即戒慎恐懼（《中庸》）功夫，以為尚隔一塵，為世之所謂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而求之於外者言之耳。若致良知之功明，則此語亦自無害，不然即猶未免於毫釐千里也。」

  意思是，朱子提倡「事事物物皆有定理」，求天理於心外，湛甘泉為糾正朱子學者的弊端，提出了「隨處體認天理」學說。如果明白致良知的宗旨，那麼湛甘泉的學說也不會產生什麼危害，否則難免差之毫厘謬以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