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得齋說》和《博約說》

  除了「四大記」之外，王陽明還寫了很多「說」，比如前文提到的《示弟立志說》。筆者在此介紹一下王陽明晚年寫下的兩篇「說」。（最後完成的《惜陰說》後文再詳細介紹）

  王陽明晚年寫下的「說」中，有一篇是《自得齋說》（《王文成公全書》卷七）。嘉靖三年（1524）六月，王陽明應高足黃勉之所求寫下這篇文章，自得齋便是黃勉之的書齋。

  在文章開頭，王陽明首先引用了孟子的話：「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孟子·離婁下》）

  自宋代以來儒學家就提出道之深造自得，王陽明在此引用孟子的話論述自得的效果。即自得道則心安泰，心安泰則道益深，道益深則隨處達其本原，因此君子以自得為要。

  王陽明認為，道遵循吾之本體，為先天的，而性為吾之生命，因此不可外求。世間的學者卻與此相反，勞苦一生，追求辭章、訓詁、技藝。並非沒有人想深造其道，只是未能脫離辭章、訓詁、技藝的領域，歸根結底是因為以「外物」為事，即求道於心性之外，所以不能自得以達其本原。

  他最後寫道，求道應不分動靜，一刻不離，戒慎恐懼，常住不斷，致其良知。王陽明「深造自得」說的特色便在於此。

  這篇文章中值得注意的有兩點：第一，從「致良知」說的角度來解釋孟子的深造自得；第二，暗裡批判朱子的「居敬窮理」說。朱子之說是辭章、訓詁、技藝的外求之道，並不是孟子所說的真正的「自得逢原，而深造之道」。

  

  第二篇晚年之「說」便是《博約說》（《王文成公全書》卷七）。嘉靖四年（1525），南元真對朱子的「博約先後」說產生疑問，王陽明回答他的疑問，寫下此文。

  首先看一下博約。《論語》中有「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論語·雍也篇》），「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論語·子罕篇》）。也就是說，孔子把博文和約禮作為學問之道。博文即廣讀古籍以求道，約禮即以傳統的禮法約束自己的行為以求不背道。因此可以說，博文為知，約禮為行。

  朱子認為，君子必須博文，因此要廣讀書籍，知萬物之理，然後進行實踐。對朱子來說，禮是實踐之理，要先致力於博文再追求約禮。這便是先知後行的「博約先後」說。

  而王陽明最初提出「博約」說，是在正德七年（1512）。當時他在從京師去南京赴任的船上，向愛徒徐愛傳授《大學古本》中的「格物」說時講到「博約」說。此事記載在《傳習錄》上卷中徐愛所錄部分。

  當時王陽明提出「博文是約禮功夫」，這在立論上與朱子論點相同，然而朱子提倡先知後行的「博約先後」說，而王陽明認為博文約禮一脈相承，為一體功夫。這便是王陽明「博約」說的特色。王陽明是從心學立場上提出「博約一體」的，晚年他開始提倡「致良知」說，其心學越發廣大精微，其博約一體的立場也更加精微緊密。比較一下《傳習錄》上卷中記載的《博約說》和王陽明晚年寫下的《博約說》，其中的區別我們一目了然。在《博約說》中，王陽明巧妙地將朱子學說統攝到其心學中，使其成為自己的囊中之物，但他暗中又尖銳地批判了朱子的「博約先後」說。

  以陸王心學為學術宗旨的人，往往容易忽視以博學為要旨的立場，即朱子那樣窮理集約的立場。這樣一來，正如朱子批判陸學所說的那樣，不以經世為要，有可能淪為禪之心學。而王陽明在《博約說》中將程、朱的博約精神融合到自己的心學中，並且斷定，如果不從這樣的心學立場上講述博約，則會淪為功利辭章之學或佛老的異端學說。而且他將朱子的「理一分殊」學說恰如其分地融入心學之中，從這一點上來講，王陽明獨特的「博約」說是值得注意的學說。因此，筆者摘錄部分內容如下：

  文散於事而萬殊者也，故曰博；禮根於心而一本者也，故曰約。博文而非約之以禮，則其文為虛文，而後世功利辭章之學矣；約禮而非博學於文，則其禮為虛禮，而佛、老空寂之學矣。是故約禮必在於博文，而博文乃所以約禮。二之而分先後焉者，是聖學之不明，而功利異端之說亂之也。

  昔者顏子之始學於夫子也，蓋亦未知道之無方體形像也，而以為有方體形像也；未知道之無窮盡止極也，而以為有窮盡止極也；是猶後儒之見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者也……及聞夫子博約之訓，既竭吾才以求之，然後知天下之事雖千變萬化，而皆不出於此心之一理；然後知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然後知斯道之本無方體形像，而不可以方體形像求之也……博文以約禮，格物以致其良知也，亦寧有二學乎哉？

  南元真曾就王陽明的「博約一致」說和朱子的「博約先後」說提問，上面一段文字的最後結論部分便是王陽明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