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陽明晚年 書院四大記

  如前所述，南宋初年，自朱子復興了荒廢的白鹿洞書院以來，各地紛紛建立書院，至後世益發興盛。朱子時期，有四大著名書院，這其中就包括白鹿洞書院。

  書院學緣何如此勃興呢？不言自明，這與宋代新儒學的勃興關係密切。隨著書院學的流行，新儒學也日漸興盛，因此，以禪學為主流的時代終結，進入了以儒學為主流的時代。

  到了宋代，以科舉考試為目的的訓詁記誦之學遭到批判，人們認為儒學應該是學習聖人之學，以修身治國為宗旨。也就是說，立志成為聖人才是儒學的根本特色。因此，書院學開始流行，院主都是專修儒學、以經世之學為宗旨的大儒，他們不再講述過去學校教育中的訓詁記誦之學。

  然而到了元代，科舉考試中開始採用朱子學，專門考查朱子學對經典的解釋。到了明代，學術思想方面甚至產生了推崇朱子學、排斥其他學派的傾向。因此，宋學的百科全書《性理大全》出版後即成為科舉考試的中心內容，學校教育中甚至出現了只重視朱子訓詁記誦之學的風潮，喪失了聖學的原本精神。朱子學被形式化、固定化，在這樣的時代，書院學本來的精神自然不復存在。

  

  王陽明生於明代中葉，少年時曾聲稱要讀書學做聖賢，讓私塾先生大為吃驚，晚年又主張良知才是千古聖賢的奧義，是聖學的正法眼藏，因此他自然會強調書院學的宗旨。

  嘉靖四年（1525），除前面提到的《從吾道人記》（《王文成公全書》卷七）之外，王陽明還寫了四篇書院記或縣學記，被稱作「四大記」。文中闡明了書院學、聖學本來的宗旨，也論述了關於「良知」說的新見解。

  《稽山書院尊經閣記》

  王陽明所寫的「四大記」中，最值得關注的就是《稽山書院尊經閣記》（《王文成公全書》卷七）。從這篇文章中我們可以了解當時王陽明心學的特色。

  前文提到，嘉靖三年（1524）王陽明在故鄉越地講學，有眾多門人前來聽講，其中就有紹興府知府南大吉（字元善）。他感慨世間學問已陷入末學（朱子學末流）的支離狀態，立志復興聖學，於是命紹興府山陰縣知縣吳瀛修復並擴建稽山書院。該書院位於紹興府臥龍山西崗，荒廢已久。書院後新建尊經閣，南大吉道：「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他請王陽明寫一篇告誡弟子的文章，即《稽山書院尊經閣記》。

  在這篇《稽山書院尊經閣記》中，王陽明首先論述了「六經」的經義。

  經，常道也。其在於天謂之命，其賦於人謂之性，其主於身謂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其應乎感也，則為惻隱，為羞惡，為辭讓，為是非。（《孟子·公孫丑章句上》，稱作四端）其見於事也，則為父子之親，為君臣之義，為夫婦之別，為長幼之序，為朋友之信。（《孟子·滕文公章句上》，稱為五教）是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是親也，義也，序也，別也，信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

  接著，他又具體講述了「六經」之常道：

  是常道也，以言其陰陽消息之行焉，則謂之《易》；以言其紀綱政事之施焉，則謂之《書》；以言其歌詠性情之發焉，則謂之《詩》；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焉，則謂之《禮》；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則謂之《樂》；以言其誠偽邪正之辯焉，則謂之《春秋》。是陰陽消息之行也，以至於誠偽邪正之辯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夫是之謂「六經」。

  王陽明論說的特色在於將「六經」之常道歸於吾心，認為「六經」為一、為心，看上去是在說一即多、多即一，其實這是王陽明用性命來體認的道理，並非簡單的空談。下面看一下王陽明關於「六經」歸於吾心的論點：

  「六經」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消息者也；《書》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吾心之歌詠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誠偽邪正者也。君子之於「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詠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偽邪正而時辯焉，所以尊《春秋》也。

  由此可見，王陽明的心學絕不忽視「六經」。世間的朱子學者往往批評陸象山與王陽明疏忽了讀書窮理，這其實是對陸、王二人的誤解。王陽明雖然不如朱子飽讀詩書，但是，打開《王文成公全書》，我們便可發現王陽明是何等的博學多識。

  在《稽山書院尊經閣記》的後半部分，王陽明寫道：「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指出「六經」不在心外而在心內。王陽明又說：「而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制於文義之末，硜硜然以為是『六經』矣。」

  最後王陽明又論述了「六經」不明於世的原因，如下：

  嗚呼！「六經」之學，其不明於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說，是謂亂經；習訓詁，傳記誦，沒溺於淺聞小見以塗天下之耳目，是謂侮經；侈淫辭，競詭辯，飾奸心，盜行逐世，壟斷而自以為通經，是謂賊經。

  王陽明斷定，像這樣把書讀成「亂經、侮經、賊經」的人，等於撕毀心之「記籍」，根本不知道尊重「六經」。

  需要特別一提的是，王陽明一語道破「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可以說這句話最能體現陽明心學的特色。

  陸象山是朱子的講友，他提倡心學，指責朱子的理學是支離之學，曾說：「『六經』注我，我安注『六經』。」（《陸象山全集》卷三十四）楊慈湖是陸象山的高徒，四明學派，稱易為「己易（《易》者，己也）」。在上面的論述中，王陽明是從心學出發，比陸、楊二人的論點更加細緻精微。

  從心學的發展歷程來看，我們可以說王陽明吸收了陸象山的心學，而楊慈湖的心學則傳給了年長於王陽明的陳白沙。因為陸王心學主動，而楊陳心學主靜。

  陸象山還說：「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象山年譜》）王陽明的心學也是同樣的立場，不過相比之下，陽明心學更加精微，而陸象山的心學稍顯粗略。那是因為，王陽明的心學是在龍場大悟以後，經歷千苦萬難，闖過生死關頭才得到的，因此更為深刻透徹。這一點可以從王陽明晚年提出的「良知」說得到驗證。王陽明晚年時認為，天地萬物自不必說，就連草木瓦礫也要通過良知獲得理性。

  西方哲學家認為陽明心學是觀念論，而王陽明則認為，不可忘記凡事要經過深刻的體認而獲得，不能依靠思索來思辨。

  戒除門戶之見

  王陽明將《稽山書院尊經閣記》寄給講友湛甘泉，湛甘泉則回寄給他自己寫的《廣德州儒學新建尊經閣記》（《甘泉文集》卷十八）。對此，王陽明在書信《寄鄒謙之（五）》（《王文成公全書》卷六）中，稱讚其與自己的思想大意相同。

  也就是說，王陽明在《稽山書院尊經閣記》中說「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闡述了良知中有聖人之道，無須外求這一主題。而湛甘泉在他的《尊經閣記》中寫道：「今之謂聰明知覺，不必外求諸經者，不必呼而能覺。」他批評了王陽明的觀點。

  對此，王陽明回應道：

  今甘泉乃謂「今之謂聰明知覺，不必外求諸經者，不必呼而能覺」之類，則似急於立言，而未暇細察鄙人之意矣。後世學術之不明，非為後人聰明識見之不及古人，大抵多由勝心為患，不能取善相下。明明其說之已是矣，而又務為一說以高之，是以其說愈多而惑人愈甚。凡今學術之不明，使後學無所適從，徒以致人之多言者，皆吾黨自相求勝之罪也。今良知之說，已將學問頭腦說得十分下落，只是各去勝心，務在共明此學，隨人分限，以此循循善誘之，自當各有所至。若只要自立門戶，外假衛道之名，而內行求勝之實，不顧正學之因此而益荒，人心之因此而愈惑，黨同伐異，覆短爭長，而惟以成其自私自利之謀，仁者之心有所不忍也！甘泉之意，未必由此，因事感觸，輒漫及之。蓋今時講學者，大抵多犯此症，在鄙人亦或有所未免，然不敢不痛自克治也。[《寄鄒謙之（五）》，《王文成公全書》卷六]

  也就是說，王陽明告誡門人提倡「良知」說時不要立門戶之見，陷入黨同伐異的錯誤中，同時勉勵自己也要努力防止此弊端。

  《親民堂記》

  王陽明「四大記」中第二記便是《親民堂記》（《王文成公全書》卷七）。這篇文章記錄了浙江省紹興府知府南大吉將官衙命名為親民堂的過程，解說了「親民」的意義。不僅如此，王陽明還敘述了《大學》中「明明德」「親民」「止至善」三大綱領的關係。當然，其根本在於致良知之道。

  南大吉在任浙江省紹興府知府時，向王陽明問政。

  王陽明答：「政在親民。」

  南大吉問：「親民何以乎？」

  王陽明答：「在明明德。」

  南大吉問：「明明德何以乎？」

  王陽明答：「在親民。」

  南大吉問：「明德、親民，一乎？」

  王陽明答曰：「一也。明德者，天命之性，靈昭不昧，而萬理之所從出也。人之於其父也，而莫不知孝焉；於其兄也，而莫不知弟焉；於凡事物之感，莫不有自然之明焉：是其靈昭之在人心，亘萬古而無不同，無或昧者也，是故謂之明德。其或蔽焉，物慾也。明之者，去其物慾之蔽，以全其本體之明焉耳，非能有以增益之也。」

  王陽明又說，無欲便可感知明德，不可憑空追求。而對於明德，王陽明認為必須將其具體化才能真正弄明白，它是人倫道德的實踐，在於親民。因此明明德與親民是一體的。他認為，如果不明白這一點，就會墮入佛老二氏的虛無。但是，如果只注重親民，不知道要明明德，就會陷入霸者的功利之道。由此可以看出王陽明的意圖。

  南大吉進一步問：「親民以明其明德，修身焉可矣，而何家、國、天下之有乎？」

  於是王陽明論述了明明德中萬物一體的要訣。

  人者，天地之心也；民者，對己之稱也；曰民焉，則三才之道舉矣。是故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而天下之父子莫不親矣；親吾之兄以及人之兄，而天下之兄弟莫不親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推而至於鳥獸草木也，而皆有以親之，無非求盡吾心焉以自明其明德也。是之謂明明德於天下，是之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

  接著，南大吉又問《大學》三綱領之一的「止至善」：「然則烏在其為止至善者乎？」

  王陽明回答道：

  昔之人固有欲明其明德矣，然或失之虛罔空寂，而無有乎家國天下之施者，是不知明明德之在於親民，而二氏之流是矣；固有欲親其民者矣，然或失之知謀權術，而無有乎仁愛惻怛之誠者，是不知親民之所以明其明德，而五伯功利之徒是矣：是皆不知止於至善之過也。是故至善也者，明德親民之極則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不昧者，皆其至善之發見，是皆明德之本體，而所謂良知者也。

  至善之發見，是而是焉，非而非焉，固吾心天然自有之則，而不容有所擬議加損於其間也。有所擬議加損於其間，則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求之於外，是以昧其是非之則，至於橫鶩決裂，人慾肆而天理亡，明德親民之學大亂於天下。……夫是之謂大人之學。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夫然，後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

  王陽明針對南大吉的提問，從「良知」說的角度明快地解說了《大學》的三綱領，認為由此才能完成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的大人之學、聖人之學。他不僅尖銳地批判了佛老二氏的空寂學說、霸者的功利之心，暗中也批判朱子學陷入了外求之弊端。

  南大吉聽了王陽明的解說後，非常感動，感嘆道：「甚哉！大人之學若是其簡易也。吾乃今知天地萬物之一體矣！吾乃今知天下之為一家，中國之為一人矣！（《禮記·禮運》）『一夫不被其澤，若己推而內諸溝中』（《孟子·萬章句上》），伊尹其先得我心之同然乎！」

  於是，南大吉將自己的官衙命名為親民堂，在牆上寫道：「吾以親民為職者也，吾務親吾之民以求明吾之明德也夫！」並且，他請王陽明寫下這篇文章。

  《萬松書院記》

  王陽明的「四大記」中第三記是《萬松書院記》（《王文成公全書》卷七）。萬松書院位於浙江省杭州府城南的鳳凰山腳下，本來是浙江右參政周木於弘治初年在廢舊的寺廟遺址上修建的孔廟。在後來的幾年中，官府不斷修復它，因風景秀美而成為觀光之地，但沒能成為很好的講學聖地。嘉靖四年，侍御潘景哲受欽命巡視到此，大力整頓各項規章制度，學風煥然一新，又選拔全省賢才，並讓他們參加進士考試。為培養人才，潘景哲又命提學僉事萬汝信監督工程，增修萬松書院，增建了很多學堂，又效仿了白鹿洞書院的很多院規。

  萬松書院增修工程結束後，王陽明受託寫下這篇書院記。文中，王陽明記述了明初以來書院學日益興盛，但墜入訓詁記誦的弊端，喪失了夏殷周三代的明倫觀：

  夫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今之學宮皆以「明倫」名堂，則其所以立學者，固未嘗非三代意也。然自科舉之業盛，士皆馳騖於記誦辭章，而功利得喪分惑其心，於是師之所教，弟子之所學者，遂不復知有明倫之意矣。懷世道之憂者思挽而復之，則亦未知所措其力。

  王陽明認為，書院教學的根本在於古今聖賢的「明倫」，即明人倫，人倫大綱便是舜授命司徒的五教，它是貫穿三才之道。明倫學指的是，堯舜禹相傳下來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書經·大禹謨》）。

  以上觀點自宋儒以來，都是儒家學者一直所論述的。明倫學不分古今，不論聖愚，任何人都具備，宋儒對人心、道心的解釋多少有些出入。王陽明認為，道心率性，是先天的，而人心偽，是後天的。

  王陽明認為，人倫不明是因為道心為物慾所蔽，人們求之於心外。用孟子的話說，人倫可以「不慮而知」，那便是良知；可以「不學而能」，那便是良能。在書院記末尾，王陽明稱明倫之外再無學問，明倫學以外的學問便是異端，指責明倫學的論說便是異說，利用明倫學的人便是霸道。他寫道：「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是故明倫之外無學矣。外此而學者，謂之異端；非此而論者，謂之邪說；假此而行者，謂之伯術；飾此而言者，謂之文辭；背此而馳者，謂之功利之徒，亂世之政。」

  又說：「雖今之舉業，必自此而精之，而謂不愧於敷奏明試；雖今之仕進，必由此而施之，而後無忝於行義達道。斯固國家建學之初意，諸君緝書院以興多士之盛心也，故為多士誦之。」

  由此可見，王陽明並不排斥舉業。

  《重修山陰縣學記》

  王陽明的「四大記」中的最後一記便是《重修山陰縣學記》（《王文成公全書》卷七）。山陰縣學敗落已久，憂慮於此，紹興府山陰縣知縣顧鐸與後任知縣吳瀛及山陰教諭汪瀚對其進行修復增建，並再三懇請王陽明為後學子弟寫一篇聖學論說。最初王陽明因為身體有恙而拒絕了，嘉靖三年再次受託，遂於嘉靖四年寫下這篇文章。他在文章開頭寫道，在南京任職時曾受託執筆學記，論述聖賢之學，但是很遺憾當時論述得不夠詳細，所以想再為家鄉父老多寫幾句。他在文中提出，聖學便是心學，它與禪的心學差之毫厘，謬以千里。並且，王陽明在文中大力提倡以「良知」說為根本的萬物一體思想。

  王陽明在文章開頭便概括說：「夫聖人之學，心學也。學以求盡其心而已。」他引用堯舜禹的教化之言來說明「盡心」即心學。「盡心」為心學之要訣，是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的聖學。王陽明又具體說明了「盡心」以萬物為一體，論述了聖人之學僅在於「盡心」。

  然而，禪學也以「盡心」為學問的要旨，王陽明論述了聖學的盡心與禪學盡心的差異，嚴厲批評了禪學的心學。他指出，禪學分內外而以內為主，棄絕人倫事物，雖提倡修身卻不注重齊家、治國、平天下，雖提倡盡心卻不窮事物之理使其各得其所，最終陷入了自私自利的誤區。

  自宋代以來，儒學家一直對禪學加以批判，而陽明心學的特色在於，它是從天地萬物一體之心的有無來論述的。他寫道：

  聖人之求盡其心也，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吾之父子親矣，而天下有未親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君臣義矣，而天下有未義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夫婦別矣，長幼序矣，朋友信矣，而天下有未別、未序、未信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一家飽暖逸樂矣，而天下有未飽暖逸樂者焉，其能以親乎？義乎？別、序、信乎？吾心未盡也。故於是有紀綱政事之設焉，有禮樂教化之施焉，凡以裁成輔相、成己成物，而求盡吾心焉耳。心盡而家以齊，國以治，天下以平。故聖人之學不出乎盡心。

  王陽明又概括道：「蓋聖人之學無人己，無內外，一天地萬物以為心。」他批判禪之心學道：「禪之學非不以心為說，然其意以為是達道也者，固吾之心也，吾惟不昧吾心於其中則亦已矣，而亦豈必屑屑於其外；其外有未當也，則亦豈必屑屑於其中。斯亦其所謂盡心者矣，而不知已陷於自私自利之偏。是以外人倫，遺事物，以之獨善或能之，而要之不可以治家、國、天下。」

  這是從天地萬物為一體的聖學盡心學說角度加以批判的，萬物一體之心歸根結底自然是以人倫為本。佛、老二氏也主張萬物大同，但以虛無為根本，聖學的萬物一體思想是以人倫道德為本，二者存在根本差異。

  前文講過，自宋儒開始，儒學家便提倡聖學萬物一體思想，而萬物一體之心是以仁為體，而王陽明則認為是以良知為體。他認為，仁義禮智是良知的別稱。

  文章最後，王陽明痛斥那些沉溺於辭章記誦之學，卻指責聖人心學的世間學者，並寫下這段讓人為之一振的文字，以激勵故鄉後學。

  世之學者，承沿其舉業詞章之習以荒穢戕伐其心，既與聖人盡心之學相背而馳，日騖日遠，莫知其所抵極矣。有以心性之說而招之來歸者，則顧駭以為禪，而反仇仇視之，不亦大可哀乎！夫不自知其為非而以非人者，是舊習之為蔽，而未可遽以為罪也。

  有知其非者矣，藐然視人之非而不以告人者，自私者也。既告之矣，既知之矣，而猶冥然不以自反者，自棄者也。吾越多豪傑之士，其特然無所待而興者，為不少矣，而亦容有蔽於舊習者乎？故吾因諸君之請而特為一言之。嗚呼！吾豈特為吾越之士一言之而已乎？

  交友的要訣

  當時，王陽明每個月都會在位於餘姚龍泉山的龍泉寺中天閣舉辦四天講會，向門人講學。王陽明之父王華因年輕時曾於龍泉寺專心讀書，被世人稱為龍山先生。

  王陽明為激勵來參加講會的門人，在中天閣牆上寫下《書中天閣勉諸生》（《王文成公全書》卷八）一文，開頭一句：「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孟子·告子章句上》）意思是，即使最容易生長的植物，播種以後曬一天、凍十天的話，也不可能發芽。王陽明引用這句話是想告訴門人，自己每個月只能講學四次，即便是我不在時你們也要堅持學習，互相切磋。

  他又論述了交友的要訣，給出以下訓示：「大抵朋友之交，以相下為益。或議論未合，要在從容涵育，相感以誠，不得動氣求勝，長傲遂非。務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其或矜己之長，攻人之短，粗心浮氣，矯以沽名，訐以為直，扶勝心而行憤嫉，以圮族敗群為志，則雖日講時習於此，亦無益矣。諸君念之念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