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愿」自省

  鄒守益、薛侃、黃宗明、馬明衡、王艮等侍於王陽明前，因言謗議日熾。先生曰：「諸君且言其故。」有言先生勢位隆盛，是以忌嫉謗；有言先生學日明，為宋儒爭異同，則以學術謗；有言天下從游者眾，與其進不保其往，又以身謗。（《王文成公全書》卷三十四《年譜三》）

  王陽明回答道：「三言者誠皆有之，特吾自知諸君論未及耳。」「吾自南京以前，尚有『鄉愿』（《論語·陽貨》）意思。在今只信良知真是真非處，更無掩藏回護，做得『狂者』（《論語·子路》）。使天下盡說我行不掩言，吾亦只依良知行。」

  薛侃認為先生自信良知以來，已得聖人真髓。

  總之，王陽明在倡導良知說後，才免於《論語》中所講的鄉愿之念，從而達到狂者之心境。

  在上述問答之後，門人就鄉愿與狂者的區別提問，王陽明回答道：

  鄉愿以忠信廉潔見取於君子，以同流合污無忤於小人，故非之無舉，刺之無刺。然究其心，乃知忠信廉潔所以媚君子也，同流合污所以媚小人也，其心已破壞矣，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紛囂俗染，舉不足以累其心，真有鳳凰翔於千仞之意，一克念即聖人矣。惟不克念，故闊略事情，而行常不掩。惟其不掩，故心尚未壞而庶可與裁。（《王文成公全書》卷三十四《年譜三》）

  關於狂者，《論語·子路篇》有如下記載：「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也就是說，孔子說他找不到奉行中庸之道的人交往了，只能與狂者、狷者相交往了。狂者敢於為善，狷者絕不會為惡。

  王陽明倡導「良知」說以後，有時以狂者自居。他說，這也是招來世間指責的一個原因。從上述引用中可以察覺到，王陽明心中有些自省。可以說這裡面包含了王陽明精神的真髓。因為薛侃察覺到這一點，所以才對王陽明說「得聖人真髓」這樣的話。王陽明的這種自省態度，也可以從他寫的《與陸元靜（二）》（《王文成公全書》卷五）中得知。

  曰：「鄉愿何以斷其媚世？」

  曰：「自其議狂狷而知之。狂狷不與俗諧，而謂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此鄉愿志也（《論語·陽貨篇》及《孟子·盡心章句下》）。故其所為皆色取不疑，所以謂之『似』（「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出自《孟子·盡心章句下》）。三代以下，士之取盛名於時者，不過得鄉愿之似而已。然究其忠信廉潔，或未免致疑於妻子也。雖欲純乎鄉愿，亦未易得，而況聖人之道乎？」

  曰：「狂狷為孔子所思，然至於傳道，終不及琴張輩而傳曾子，豈曾子亦狷者之流乎？」

  曰：「不然，琴張輩狂者之稟也，雖有所得，終止於狂。曾子中行之稟也，故能悟入聖人之道。」

  有意思的是，在上述問答中，王陽明認為曾子是孔子所講的中行之士，故而可以悟聖人之道。陽明學重行，朱子學重知，如果將二人比作孔子門生，則朱子像子貢，王陽明像曾子。當然，朱、王二人都高度評價過曾子，認為他領悟了孔子所講的一貫之道。如果硬要對比二人，也可以用上述比擬吧。

  嘉靖二年（1523），王陽明在寫給黃宗賢的書信（《王文成公全書》卷五）中寫道：「近與尚謙、子華、誠莆講《孟子》『鄉愿狂狷』一章，頗覺有所省發……」他回顧在南京的日子，發現自己當時的言論未免有鄉愿之念。

  綜其一生來看，王陽明能夠安心講學的時期，只有從貶謫地龍場出來後的南京時期和還鄉後的越地時期。具體如下。

  正德五年（1510）十一月，王陽明任江西省吉安府廬陵縣知縣時，上京覲見；正德七年（1512）十二月官拜南京太僕寺少卿。這段時間是王陽明的在京時期。

  正德九年（1514）四月，任南京鴻臚寺卿；正德十一年（1516）作為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被任命為南贛汀漳的巡撫。這段時間就是南京時期。

  正德十六年（1521）八月，王陽明得到朝廷恩准回到故鄉越地；嘉靖六年（1527）五月，受命征討廣西省思恩、田州叛亂，並於九月離開故鄉。這段時間便是越地時期。

  王陽明在南京時期，提倡和朱子學不同的「去欲存理」「省察克治」及有名的「事上磨鍊」等學說，但是當時遭到朱子學者的指責。為避開朱子學者的鋒芒，王陽明寫下了《朱子晚年定論》。王陽明開始提倡「良知」說以後，他回顧當時的心境，承認自己有鄉愿之念，有曲學阿世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