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止元靜辯護

2024-10-13 15:59:00 作者: (日)岡田武彥

  據《年譜三》記載,王陽明再次上疏請求辭退封爵時,巡按江西監察御史程啟憲與戶科給事毛玉,在宰輔楊廷和的授意之下,提交上疏,彈劾王陽明。因為王陽明曾批評朱子,又建有平定宸濠之亂的大功,朝廷內外有不少人對他嫉妒不已。

  當時王陽明的高徒陸元靜任刑部主事,憤慨地提筆寫下《辨忠讒以定國是疏》(《王文成公全書》卷三十八《世德紀附錄》),列舉六條,為其師王陽明辯護,準備上奏。上疏中提到,當時抨擊王陽明的理由大致有以下六點:

  一謂宸濠私書,有「王守仁亦好」一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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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謂守仁曾遣冀元亨往見宸濠;

  三謂守仁亦因賀宸濠生辰而來;

  四謂守仁起兵,由於致仕都御史王懋中、知府伍文定攀激;

  五謂守仁破城之時,縱兵焚掠,而殺人太多;

  六謂宸濠本無能為,一知縣之力可擒,守仁之功不足多。

  陸元靜針對這些非議,一一列舉事實詳細辯論,明示王陽明與部下諸將的軍功,為老師辯護,被稱為「六辯」。上疏末尾寫道:「今建不世之功,而遭不明之謗,天理人心安在哉!」「天理人心安在哉」這句話在文中出現了四次,可知陸元靜有多麼激憤。

  但是,王陽明聽說此事後,寫了一封信《與陸元靜(二)》(《王文成公全書》卷五)給他,勸他不要上疏。王陽明在晚年告誡門人說:「人生大病,只是一傲字。」(《傳習錄》下卷)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封書信中,王陽明首先對陸元靜的辯護表示深深的謝意,然後寫道,應該以謙虛為宗旨,自我反省,警誡賣弄辯解之詞。現將王陽明的論點分條整理,明示其意,其後加入一些我個人的見解。

  第一條:

  某不孝不忠,延禍先人,酷罰未敷,致茲多口,亦其宜然。乃勞賢者觸冒忌諱,為之辯雪,雅承道誼之愛,深切懇至,甚非不肖孤之所敢望也。

  王陽明認為,受眾人責難是對祖先的不孝,這也印證了他主張的心學就是源於一個「孝」字。他講到不忠一詞,大概是出於自責之念。因為平定宸濠之亂後,他上報了部下的軍功,但是皇帝身邊的佞臣擅自刪改捏造,並以莫須有的罪名陷害其門人冀元亨,而他卻不能剷除奸佞。接著,他又表示,因為自己處置不當,要勞煩陸元靜為自己上疏辯護,非常感謝。

  第二條:

  「無辯止謗」,嘗聞昔人之教矣,況今何止於是!四方英傑以講學異同之故,議論方興,吾儕可勝辯乎?惟當反求諸己,苟其言而是歟,吾斯尚有所未信歟,則當務求其是,不得輒是己而非人也。使其言而非歟,吾斯既已自信歟,則當益致其踐履之實,以務求於自慊,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易·系詞上傳》)者也。然則今日之多口,孰非吾儕動心忍性(《孟子·告子章句下》),砥礪切磋之地乎!

  上面所講的「昔人之教」,源自隋朝王通的《中說·問易》。賈瓊問:「何以息謗?」王通回答說:「無辯。」也就是「勿辯」。這個「無辯」可以說是辯解的極致。《周易》中的賁的極致便是白賁,也是同一道理。這也算是對世間有志之士的針砭之言吧,因為他們吹捧說陽明學是知行合一的實踐哲學。

  在此,王陽明表示,與其急於辯解,不如反求他人是非之論,以謙虛的態度追求體認。另外,他使用的「自慊」一詞,出自《大學》,表示自我滿足的意思,也是陽明學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也就是說,王陽明認為,「自慊」正是因為致良知而得到的自我滿足。但是,這個詞用在這裡,也包含了自謙的意思,也就是說,遵循良知擁有自信的話,沒必要特意向他人炫耀,反倒要謙虛。我們不可忽略王陽明所講的「自慊」中有這樣一層含義。

  第三條:

  且彼議論之興,非必有所私怨於我,彼其為說,亦將自以為衛夫道也。況其說本自出於先儒之緒論,固各有所憑據,而吾儕之言驟異於昔,反若鑿空杜撰者。乃不知聖人之學本來如是,而流傳失真,先儒之論所以日益支離,則亦由後學沿習乖謬積漸所致。彼既先橫不信之念,莫肯虛心講究,加以吾儕議論之間或為勝心浮氣所乘,未免過為矯激,則固宜其非笑而駭惑矣。此吾儕之責,未可專以罪彼為也。

  王陽明雖然批判朱子學說,但是他講到朱子學說時,並不明確指出朱子之名,只是提出「先儒之論」,而且絕不立門戶之見。而明末的陳清瀾的態度則大相逕庭,他堅持朱子學說,在著作《學蔀通辯》中點明陸象山及王陽明的名字,並加以徹底批判。我們應當注意,王陽明這種謙虛的態度從未改變。

  第四條:

  吾儕今日之講學,將求異其說於人邪?亦求同其學於人邪?將求以善而勝人邪?亦求「以善而養人」(《孟子·離婁章句下》)邪?知行合一之學,吾儕但口說耳,何嘗知行合一邪!推尋所自,則如不肖者為罪尤重。蓋在平時徒以口舌講解,而未嘗體諸其身,名浮於實,行不掩言,己未嘗實致其知,而謂昔人致知之說未有盡。如貧子之說金,乃未免從人乞食。諸君病於相信相愛之過,好而不知其惡,遂乃共成今日紛紛之議,皆不肖之罪也。

  王陽明對於自己講學的深深自責著實打動人心。他在龍場大悟之後就提出知行合一,四十九歲開始倡導「致良知」說,在此卻反省自己曾對先儒的「致知」說進行過批判一事,認為自己曾陷入口舌之弊,並不是真正的知行合一。

  第五條:

  雖然,昔之君子,蓋有「舉世非之而不顧,千百世非之而不顧」(《伯夷頌》)者,亦求其是而已矣。豈以一時毀譽而動其心邪!惟其在我者有未盡,則亦安可遂以人言為盡非?伊川、晦庵之在當時,尚不免於詆毀斥逐,況在吾輩行有所未至,則夫人之詆毀斥逐,正其宜耳。凡今爭辯學術之士,亦必有志於學者也,未可以其異己而遂有所疏外。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彼其但蔽於積習,故於吾說卒未易解。就如諸君初聞鄙說時,其間寧無非笑詆毀之者?久而釋然以悟,甚至反有激為過當之論者矣。又安知今日相詆之力,不為異時相信之深者乎!

  王陽明一方面針對世人的批判表示深刻的反省,同時認為那些批判自己學說的人也是有志於學問的人,堅信他們遵循良知後很快便會理解自己的學說。由此可見,王陽明雖然主張自己獨創的新學說——「良知」說,但是對世人非常謙虛。

  而且,在書信的末尾,王陽明引用了孟子的「是非之心,知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告子章句上》)。這兩句話講述的是良知,唯有致良知是重要的。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提出「良知」說一兩年後,已經在論述「致」的重要性了。

  此時,王陽明的講友,擔任光祿寺少卿的黃綰也上《明軍功以勵忠勤疏》(《王文成公全書》卷三十八《世德紀附錄》),為他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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