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湛甘泉學說的異同

  正德十六年（1521）五月，講友湛甘泉將自己的作品《學庸測》，方叔賢將自己的作品《〈大學〉原》和《洪範》寄給了王陽明。

  如前所述，王陽明於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在京師邂逅湛甘泉，二人共同致力於復興以體認為本的聖學，高倡體認學，努力糾正朱子學追隨者的弊端，故而成為至交盟友。湛甘泉雖然長王陽明六歲，在王陽明去世後的三十多年裡，他仍然堅持致力於聖學的復興。王、湛兩派各自擁有數千名弟子，兩人在倡導自己學說的同時，也互相往來講學，然而因為時事關係，王派學說日漸興盛。（詳情請參照拙著《王陽明與明末儒學》）

  

  王陽明在向世人高倡致良知的學說之後，王、湛兩派雖然同以體認學為宗旨，但也產生了分歧。也就是說，王陽明倡導致良知，而晚年的湛甘泉發展了程明道的「體認天理」學說，在其基礎上加上「隨處」二字，倡導「隨處體認天理」的學說。

  在體認的訣竅方面，王、湛兩派都重視孟子的心性存養，宣揚孟子學說的要點，即「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出自《孟子·公孫丑章句上》）。然而湛甘泉認為，必須做到「勿忘」「勿助」，才能達到「必有事焉」，而王陽明認為，只要遵從「必有事焉」，自然就能做到「勿忘」「勿助」。

  另外，王、湛兩派雖然同以體認學為宗旨，相比之下，湛甘泉的體認學較為間接，而王陽明的體認學更為直接。陽明學以血脈的直達、本體生命的精神飽滿為要旨，而甘泉學則血脈不夠暢通，連貫略顯不夠緊密。

  這一點也體現在兩人對《大學》的解釋上。因此，王陽明收到《學庸測》後為表謝意，寫了《答甘泉》（《王文成公全書》卷五），其中雖然表示「和自己的想法大同小異」，卻也指出湛甘泉的論調略顯冗繁，表示「恐怕不能改變自己的致良知說」：

  「隨處體認天理」是真實不誑語，鄙說初亦如是，及根究老兄命意發端處，卻似有毫釐未協，然亦終當殊途同歸也。修齊治平，總是格物，但欲如此節節分疏，亦覺說話太多。且語意務為簡古，比之本文（《大學》《中庸》的原文）反更深晦，讀者愈難尋求，此中不無亦有心病？莫若明白淺易其詞，略指路徑，使人自思得之，更覺意味深長也。

  同時，王陽明在《答方叔賢（一）》中指出，方叔賢寄來的《〈大學〉原》太過拘泥於句意：

  道一而已，論其大本大原，則「六經」「四書」無不可推之而同者，又不特《洪範》之於《大學》而已。此意亦仆平日於朋友中所常言者。譬之草木，其同者，生意（生命力）也，其花實之疏密，枝葉之高下，亦欲盡比而同之，吾恐化工不如是之雕刻也。……君子論學，固惟是之從，非以必同為貴。至於入門下手處，則有不容於不辯者，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矣。

  在此，王陽明和往常一樣，論述了為學的入門階段的重要性，如果學問涉及面太廣，則會陷入支離破碎的境地。這也可以說是王陽明的「根本枝葉」論。他認為：朱子學博學多識，但過於重視知見，這就像剪掉枝葉將其連接到根上一樣，根的生命很難達到枝葉上。湛甘泉的學說是向枝葉求血脈以達到根本，缺乏血脈流通的連貫性。這是由於不知道枝葉的血脈源於根本。

  也就是說，王陽明認為：活躍主根的血脈，使其達到各個枝葉，讓枝葉各自發揮作用。用他的話說，這叫內外一致、動靜一體的功夫。這種培養根本的學說，並非以靜根為宗旨來區分動靜。

  之後，王陽明來到贛，倫以訓曾前來問學。倫以訓讓弟弟倫以諒給王陽明寄信，詢問：「學無靜根，感物易動，處事多悔，如何？」因此，王陽明在正德十六年五月，給倫以訓寫信《答倫彥式》（《王文成公全書》卷五），信中寫道：

  大抵三言者，病亦相因。惟學而別求靜根，故感物而懼其易動；感物而懼其易動，是故處事而多悔也。心，無動靜者也。其靜也者，以言其體也；其動也者，以言其用也。故君子之學，無間於動靜。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常應；其動也，常定而未嘗有也，故常寂；常應常寂，動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孟子·公孫丑章句上》）。集義故能無祇悔，所謂動亦定，靜亦定（《定性書》）者也。心一而已。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即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將迎起伏，相尋於無窮矣。故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

  由此可以多少了解到王陽明的「動靜」論。

  總之，心是統一的，無論其動靜與否，循天理即為靜，循人慾則稱之為欲動。王陽明談論動靜是建立在「天理人慾」論的基礎上的，這一點與宋儒相同，然而王陽明並不認為靜處的功夫是好的。這也是理所當然的，因為他主張事上磨鍊，倡導致良知。

  正德十六年三月，武宗駕崩，世宗即位。六月十六日，世宗遣特使前來下旨，因王陽明掃蕩叛賊使地方上得以安寧，立了大功，朝廷新政之際，命其速來京師。朝廷的意圖在於，將王陽明召回朝廷，褒獎其功績，並命其輔佐新政。於是，王陽明六月二十日從南昌出發，奔赴京師。然而七月行至浙江省錢塘時，遭朝廷輔臣阻攔，不能繼續上京。朝廷任命他為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

  表面上，輔臣阻止王陽明上京的理由是，因武宗國葬，資費浩繁，不宜行宴賞之事。據說當時阻攔王陽明上京的輔臣是身居要職的大學士楊廷和。

  據東正堂考證（《陽明先生全書論考》卷十五《年譜二》），當時很多人懷疑阻攔王陽明上京是楊廷和的意思，湛甘泉甚至當面質問他：「有人懷疑此次於中途將王陽明派往南京一事，乃貴公所為，何如？」這是因為兵部尚書王瓊一直提拔庇護王陽明，而楊廷和與王瓊素來不和，又嫉妒王陽明平定叛亂的功績。本來，楊廷和就曾協助朱宸濠，意圖實現其叛亂陰謀。不過，東正堂又說：「當時滿朝大臣多少都有些嫉妒之心，不應該只懷疑楊廷和。」（《陽明先生全書論考》卷十五《年譜二》）

  因此，王陽明於錢塘上《乞便道歸省疏》（《王文成公全書》卷十三），請求去南京赴任途中回鄉探望老父。在此之前，他分別於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和八月、十五年（1520）三月和八月四次上疏奏請歸省，卻未得恩准，這次終於有了批覆，得以回到故鄉餘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