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倡導「良知」說 「致良知」誕生始末

  正德十六年（1521），王陽明於江西南昌首次向世人揭示「致良知」說。王陽明說，自從自己經歷了宸濠之亂和張忠、許泰之變後，益發相信，良知足以真正忘卻患難，超越生死。於是，他在給弟子的信——《與楊仕鳴（一）》（《王文成公全書》卷五）中提到，能夠體會到良知的真意，就會明白《中庸》中所講的君子之道，即「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他在給高足鄒謙之的信中又說：「近來信得致良知三字，真聖門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盡，今自多事以來，只此良知無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瀾淺瀨，無不如意，雖遇顛風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沒溺之患矣。」（《王文成公全書》卷三十三《年譜二》）在王陽明看來，只要依靠良知，無論遇到何種風浪，都可以抵達自在無礙之境。

  雪堂行和尚在闡釋禪門悟境時，曾用「水上葫蘆」做比喻，劉念台用其明示了禪與儒教中的自在無礙的差異：禪講的是無目的，而儒教中講的是有目的。（《劉子全書遺編·學言》）這一點比作無舵之舟和有舵之舟，差異一目了然。因為，無舵之舟不逆風浪而行，而是隨風順水，故可得自在無礙，而舟若有舵，則可乘風破浪，到達想去的彼岸，亦可謂自在。劉念台的「誠意」說，可以說揭示了陽明學的奧義，明示了儒教中的自在無礙之境地。（詳情請參照拙著中對《劉念台文集》解說的章節）

  根據王陽明的「致良知」說，宋儒所謂窮理本可謂極其簡易，皆因宋儒從知解上求之，故而頭緒紛繁，苦於艱難。

  一日，見王陽明喟然嘆息，侍坐一旁的弟子陳九川問其原因，王陽明說：「此理簡易明白若此，乃一經沉埋數百年。」

  陳九川答曰：「亦為宋儒從知解上入，認識神為性體，故聞見日益，障道日深耳。今先生拈出良知二字，此古今人人真面目，更復奚疑？」

  王陽明說：「然！譬之人有冒別姓墳墓為祖墓者，何以為辨？只得開壙將子孫滴血，真偽無可逃矣。我此良知二字，實千古聖聖相傳一點骨血也。」中國自古就有傳說，將活人的血滴到死者的骨頭上，如果有血緣關係，就會滲入骨中，當場可驗明。王陽明就是用這個故事來說明，良知二字正是滴到骨頭上的那滴血。

  王陽明用滴骨之血這個傳說，闡明了良知的能力，即當場可辨善惡的先天知覺。他又將良知可以消除自私自利之念的力量比作在大熔爐中放入雪，瞬間即化。

  王陽明正是經歷了千辛萬苦，才開始把良知作為千百年來聖人代代相傳的聖門正法眼藏來信奉的。因此，如果不了解這一歷程，而輕易實行「良知」說，反倒會產生弊端。我們看一下後來的王門現成派的追隨者就自然明了了，世間高倡陽明心學的人，往往會陷入這種弊端。

  

  因此王陽明訓誡道：「某於此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不得已與人一口說盡。只恐學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種光景玩弄，不實落用功，負此知耳。」（《王文成公全書》卷三十三《年譜二》）

  王陽明自從在南京講學以來，知道門人有靜坐求道、搞教條主義的弊端，卻只令他們以「存天理，去人慾」為本，講求務實，並未說明天理為何。因為天理應當親身體會，不可言傳。因此即便有人詢問，王陽明也不作答，令自求之。

  這時王陽明卻對友人說：「近欲發揮此，只覺有一言發不出，津津然如含諸口，莫能相度。」過了一會兒他又說：「近覺得此學更無有他，只是這些子，了此更無餘矣。」

  旁邊有人熱情詢問，於是他說：「連這些子亦無放處。」（《王文成公全書》卷三十三《年譜二》）

  也就是說，王陽明在經歷了宸濠之亂以及張忠、許泰之變後，才明確把「這些子」作為良知，開始高倡「良知」說。

  首肯陸學

  儘管陸九淵是得孔孟正傳的學者，陸學卻因朱子學成為官學而受到壓制，文廟尚缺配享之典，子孫未沾褒崇之澤。王陽明得知此事，深感遺憾。正德十五年（1520）正月，王陽明給陸九淵的故鄉、江西省撫州府金谿縣官吏發去公文《褒崇陸氏子孫》（《王文成公全書》卷十七），要求仿各處聖賢子孫之慣例，免除陸氏嫡派子孫之差役；有俊秀子弟，具名提學道送學肄業。

  如前所述，正德四年（1509），王陽明於龍場大悟之後，貴州省提學副使席元山曾就朱陸異同向他發問，當時王陽明並未作答，只是講了自己所領悟的道理。一方面他是不想因為談論異同問題而給朱子學者帶來不必要的刺激，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他認為聖人之道必須通過自己親身體會才能領悟。

  正德十六年，席元山寫了為陸學辯護的《鳴冤錄》贈予王陽明。王陽明讀後回信說：「象山之學簡易直截，孟子之後一人。其學問思辨、致知格物之說，雖亦未免沿襲之累，然其大本大原斷非餘子所及也。」（《王文成公全書》卷五）也就是說，王陽明在對孟子之後唯一提出心即理的學者陸九淵予以褒揚的同時，又對其拘泥於傳統學說的致知「格物」說表達了不滿，並希望席元山能夠洞察這一點，使學問更加精進。

  同年，撫州知府李茂元刊行了《陸象山文集》，並委託王陽明為此書作序，於是王陽明寫下了《象山文集序》（《王文成公全書》卷七）。在序的開頭，王陽明宣揚「聖人之學，心學也」，強調心學為正統學問。

  元代以後，思想界雖有過朱陸異同的爭論，但到了明代，朱子學作為官學而備受重視，世間學者大都秉持朱子學的理念，象山學幾乎被遺忘。如前所述，王陽明於龍場大悟後以心學為宗旨，所以自然是站在頌揚象山心學立場上的。但當時是朱子學獨尊的時代，因此王陽明雖傾向於陸學，但有所顧忌。而且王陽明在提倡與朱子學不同的看法時，也遭到了世間朱子學者的非議。於是，王陽明又寫了《朱子晚年定論》，苦苦地為己說與朱子晚年之說的相同性做辯護，這其中難免有所謂的曲學阿世之論。

  然而，自從主張「良知」說後，王陽明就開始一反常態地讚揚起受到壓抑的陸學，而開始批判朱子學。他在上述《象山文集序》中寫道：孟子沒而聖人心學絕，至宋周、程二子，始復追尋孔、顏之宗……自是而後，有象山陸氏，雖其純粹和平若不逮於二子，而簡易直截，真有以接孟子之傳。孟子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弗思耳矣。」自是而後，析心與理而為二，而精一之學亡。而世之議者，以其嘗與晦翁之有同異，而遂詆以為禪……今禪之說與陸氏之說，其書具存，學者苟取而觀之，其是非同異，當有不待於辯說者。而顧一倡群和，剿說雷同，如矮人之觀場，莫知悲笑之所自，而要「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而已」。

  如此指責並痛斥朱子學亞流之弊端，可以說是劃時代的。

  白鹿洞講會

  王陽明雖然一直向門人宣講自己的學說，卻鮮有機會於靜處親授。武宗的車駕北還之後，南昌周邊稍微恢復了平穩，再加上王陽明開始把良知作為千古聖賢的正法眼藏，於是他聚集門人，首次大力宣揚「良知」說，地點選在因朱子講學而聞名的白鹿洞書院。

  當然，王陽明很早就有意回到故里向門人講學，正好當時任江西省南昌府知府的吳嘉聰正欲編撰《府志》。當時王陽明的高徒蔡宗兗為該省南康府教授，負責主持白鹿洞書院的事務，就將編寫府志的機構設在書院內，召集夏良勝、舒芬、萬潮、陳九川共同編輯，這樣一來也可以節省費用。

  同時，王陽明寫信[《與鄒謙之（一）》，《王文成公全書》卷五]給高徒鄒謙之，邀他來白鹿洞書院共同講學。信中寫道：「別後德聞日至，雖不相面，嘉慰殊深。近來此意見得益親切，國裳亦已篤信，得謙之更一來，愈當沛然矣。適吳守欲以府志奉瀆，同事者於中、國裳、汝信、惟浚，遂令開館於白鹿。醉翁之意蓋有在，不專以此煩勞也。區區歸遁有日，聖天子新政英明，如謙之亦宜束裝北上，此會宜急圖之，不當徐徐而來也。」

  王陽明寫信給鄒謙之，催他來白鹿洞書院參加講會。我們從這件事上就可以察覺到王陽明對鄒謙之的殷切期望。如前所述，鄒謙之後來成為王門修證派（正統派）的巨匠之一。

  同一時期，講友湛甘泉、霍韜和方叔賢都辭官歸隱，開始講會。王陽明得知此事，說：「英賢之生，何幸同時共地，又可虛度光陰，失此機會耶？」於是決定將同門召集到白鹿洞舉辦講會。

  此時霍韜經過南昌，與王陽明討論《大學》，堅持朱子學的舊見解。

  王陽明說：「若傳習書史，考正古今，以廣吾見聞則可；若欲以是求得入聖門路，譬之採摘枝葉，以綴本根，而欲通其血脈，蓋亦難矣。」（《王文成公全書》卷三十三《年譜二》）

  也就是說，王陽明斷定朱子學忘記了內部的根本血脈與外界是相通的，只是通過外部的枝葉來追求根本血脈，因此其學說已經本末倒置。在此，王陽明簡易明快地講述了朱、王二學的區別。他認為，朱子學可以用來通曉古今，增長見聞，如果把其作為聖學的通道，就會失去以血脈貫通為根本的聖學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