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刻《朱子晚年定論》

  正德十年（1515）八月，王陽明寫下《朱子晚年定論》，書中暗示自己的學說與朱子晚年的定論是一致的。王陽明想藉此減少朱子學者對自己的強烈非難和譴責，但當時這本書並未被刊刻。直到正德十三年，其門人才刊刻了此書。

  當時，王陽明雖然兵務纏身，但還是提出了自己的學說。這些學說與朱子學完全不同，所以遭到當時的朱子學者的責難。但這些朱子學者根本不願探究陽明學的內容。面對責難和非議，王陽明迫不得已才允許了《朱子晚年定論》的刊刻，並為它寫了篇序文。

  有關此事，我們可以從正德十四年王陽明寫給安之的書信（《王文成公全書》卷四）中看到：

  留都（南京）時偶因饒舌，遂致多口，攻之者環四面。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說，集為定論，聊藉以解紛耳。門人輩近刻之雩都，初聞甚不喜；然士夫見之，乃往往遂有開發者，無

  意中得此一助，亦頗省頰舌之勞。

  鑑於明初的「朱陸同異」論者程篁墩因在他編著的《道一編》中讚美陸學而遭到非難，王陽明唯取朱子的自說，而對其言論未加一詞。陽明以為如此一來，朱子學者也就不會再感到憤怒，進而非難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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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緊接前文，王陽明又在該信中寫道：

  近年篁墩諸公嘗有《道一》等編，見者先懷黨同伐異之念，故卒不能有入，反激而怒。今但取朱子所自言者表章之，不加一辭，雖有偏心，將無所施其怒矣。

  「朱陸同異」論興起於元代，初期分為持「根本相同而末支不同」之論者和「本末皆相同」之論者，但由元至明，朱子學被用於科舉，因此當時是一個朱子學至上的時代。正如王陽明所說，如此同異論，朱子學者自然會將此舉看作為陸學撐腰，因而激起眾怒也是很正常的。王陽明深知這一點，所以才刊刻《朱子晚年定論》，並寫下序文。

  對於這一點，東正堂在評價王陽明的書信《與安之書》時曾說道：

  此篇雖以論陽明先生編纂《朱子晚年定論》之事為主，然閱此後，方知先生編纂此書，乃因世之學者以學問為議論之種，而絲毫其自己身心做功夫所致，故而先生出此著，其主眼乃息無益之論。

  蓋先生之意，天下皆向朱子為宗，倘言朱子之誤則定起不平，口角相爭，喧譁不休，卻疏於身心功夫。如此，如前之法不宜取。故此，此番天下共以朱子為學則宜，亦無不宜之事。但學此說，則須察朱子真意，停止議論，不若取朱子之語，著實身體力行。細學之，朱子之定論非如今日爭論之朱說，卻因晚年有大變之處，由此意，出此書。

  然而，此亦為致吵鬧益盛之種，倘直言朱子之學不宜，猶為善者，陽明誣妄曲解朱子，漸入己說。弄奸曲手段欲勝於人。尤其書中，與呂子約書之流，佯以不知初年所作，而入晚年卻以此為證，如此混淆視聽，竟內心坦然。此最最忌惡之事。

  又如清儒李穆堂之流，引用陽明先生一文早晚之偶誤，若言彼是，舉現孰己惟晚年先生之說，云何謂著《朱子晚年定論》之新篇之事，此皆議論喧譁之事，卻全不知先生之深意。

  陽明先生初議朱子，本因憂世人以議論為學，絲毫不知著實之功夫而為，世人卻因先生議朱子而不平，卻無反省之意。言先生未毀朱學，卻又成議論之種，故而此番先生不毀朱學而示道理，出《晚年定論》。然此事又引議論喧譁益盛，只嘆先生實無再可著手之方。我等後學須知，知先生真意乃第一義。

  然而，筆者不得不說，以上評價有些偏袒王陽明。

  在創作《朱子晚年定論》的同一年，王陽明又寫下《紫陽書院集序》（《王文成公全書》卷七）。紫陽書院位於南直隸徽州府歙縣（今安徽省歙縣）南部的山中，朱熹的父親朱松曾在此讀書，因朱熹曾在其建築上懸掛御題的「紫陽書室」匾額，所以後人建造了紫陽書院。正德七年（1512），郡守熊桂（字世芳）重修紫陽書院，將朱子學弘揚於世，「萃七枝之秀」，並親自擔任主講。後來紫陽書院的講官程曾氏收集書院的興廢記錄，效仿朱子的《白鹿洞書院揭示》，宣明政教，並請王陽明作序文。

  儘管陽明對朱子學持批判態度，但他還是答應了對方的請求，寫下了序文。此舉或許與他作《朱子晚年定論》用意相同。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王陽明在序文中從自己的心學，即自得之學、培根之學的立場上，對《白鹿洞書院揭示》的各條做出解釋，講述了此揭示中蘊含的朱子學精髓。

  在《朱子晚年定論》（《王文成公全書》卷七）的序中，王陽明先述說了聖學的推移以及當時學界的狀況，並對之加以批判，接著述說了自己為學的歷程，解說自己悟得聖人之道的經歷，然後明確道出自己對朱子學的看法，最後得出朱子學、王學殊途同歸的結論。

  序文開篇寫道：「洙泗（孔子）之傳，至孟子而息。千五百餘年，濂溪、明道始復追尋其緒。」唐代的韓愈說，孟子死後「聖學絕」，宋儒也有過相同的看法。在王陽明看來，宋儒中繼承了聖學的是周敦頤及其門人程顥。要注意的是，這裡並未將程顥的弟弟程頤列舉出來。

  王陽明雖然提到了周敦頤、程顥，但幾乎沒有提及世人認為繼承了程顥的伊川之學（由程頤開創），而且，如前所述，王陽明認為繼周敦頤、程顥之後，應當注意的人是陸九淵。王陽明之所以會有這樣的想法，是因為周敦頤、程顥之學是體認自得之學，而以「心即理」為宗旨的象山之學（由陸九淵開創），與之並不違背。

  如前所述，按照王陽明的說法，程顥之後的儒學，辨析日益詳細而失其宗旨，陷入支離之敝，逐漸衰落。究其原因，是因為學者並未將體認自得作為宗旨，多言巧辯，而致使聖學陷入議論。

  在這篇序中，王陽明講述了自己的為學經歷，他提到自己年輕時曾先後沉溺於舉業、辭章之學和佛教、老莊思想，也曾對聖學產生過懷疑，但經歷龍場大悟之後，自己終於悟到聖人之學平坦如大道。後來，自己創立了與朱子學不同的學說，但這種學說被世間學者視為立異好奇之說，遭到了他們的非難和指責。但是，自己在壓抑自我、反省己過之後，越發堅信自己的學說精確、明澈，對此再也沒有什麼疑惑了。

  在序文中，王陽明接著寫道：「獨於朱子之說有相牴牾，恆疚於心。切疑朱子之賢，而豈其於此尚有未察？」

  從上文中可見，王陽明曾經對朱子學抱有懷疑態度。但在南京時，王陽明對朱子學重新進行了一番研究，發現朱子在晚年時曾對自己年輕時的學說進行反思，對自己學說的弊端有所悔悟。因《集注》《或問》是朱子中年未定之說，所以王陽明猜測朱子欲以改正，卻未能完成。而《朱子語類》這類書是經由門人修訂的，所以門人可能因為好勝心而加入了自己的想法，與朱子平日之說有著極大的不同。而世間學者只是道聽途說，或僅限於聽朱子學者講述，因而不知朱子晚年悔悟之事。如果這種情況不能有所改變，那麼朱子學就無法流傳於後世。

  故而，王陽明得出如下結論：「予既自幸其說之不繆於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且慨夫世之學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說，而不復知求其晚歲既悟之論，競相呶呶，以亂正學，不自知其已入於異端。輒採錄而裒集之，私以示夫同志。庶幾無疑於吾說，而聖學之明可冀矣。」

  王陽明希望借這本《朱子晚年定論》的刊行，緩和自己與天下朱子學者的矛盾。應該將此舉看作是王陽明的一番苦心，還是就此認定王陽明存有曲學阿世的一面，雖然學者們抱有不同的意見，但後來王陽明自己說，他當時確實存有曲學阿世的念頭。

  關於這篇《朱子晚年定論》，因為其中甚至編入了並非朱子晚年學說的內容，所以後來遭到朱子學者的指責與非難。他們批評陽明此舉完全是欺瞞世人，認為《朱子晚年定論》力圖讓朱子晚年之說與王陽明自己的學說一致，純粹是一篇狡智之論。

  對於這一點，東正堂曾出言辯護（《陽明先生全書論考》卷三《文錄四·序記說》）。東正堂的這些言論，與前文中他對王陽明《與安之書》的評論大致相同。

  首先，東正堂敘述了王陽明雖然兵務繁忙，但仍然堅持講學，因其講義對朱子學提出了異議，所以遭到朱子學者的非難和指責的事實。他說：王陽明先生講道，卻成為議論之種，與其為先生喟嘆，倒不如參閱此篇之說，亦可體察先生為道之苦心。

  而對於那些非難、指責王陽明的人，東正堂說：先生一番苦心，只道世間學者徒沉溺於空論，失卻真實功夫，欲圖除弊救人，卻又助長了世間偏見私心的議論之種。觀此事，實在無奈。

  接著，東正堂又進一步進行了闡述：

  雲篇中早晚顛倒之事，乃一時之誤，本意卻全不在此。此事，於陽明先生《答羅整庵少宰書》中已然明確。先生的《答羅整庵少宰書》，出於《傳習錄》中卷，雲「其為《朱子晚年定論》，蓋亦不得已而然。中間年歲早晚誠有所未考，雖不必盡出於晚年，固多出於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調停以明此學為重……」

  於此，先生之心已充分明了。然而，凡未脫門戶與偏見者，至今猶彼是穿鑿。故清儒李紱（號穆堂）編《朱子晚年全論》，即便陽明誤其早晚，此亦僅僅見於《朱子晚年定論》中《答何叔京》一書。《朱子晚年定論》中，該作證據之處眾多。我只舉此一處，卻可見此《朱子晚年定論》之情狀。穆堂徒知袒護陽明先生，卻不知先生之心，反成無益多餘之議論。恰如清儒陸隴其毀陽明，陽明元來毀朱子，我亦毀其毀朱子者無異。全不知本統之學何謂。

  然本統功夫，卻非易與。今讀此序文，先生舉朱子之言為證據，出於所謂「自咎以為舊本之誤」。又《朱子晚年定論》中，《答黃直卿》中所書的「向來定本之誤」，然「一齋先生雲，朱子舊來定本之誤，非指舊注」。即便如一齋翁所言，此乃陽明先生之誤解，然序文中之精神、先生之心亦無改變。我等後學當著眼於此。

  或雲，《朱子晚年定論》之刊行，遂不免先生之失策。元來，先生之學自通千古而不被埋沒，未必須借朱子委曲調停。此乃先生所謂「猶有鄉愿之意」，已自認。此說亦頗有意味。

  然而，上述東正堂的論述未免有些過於偏袒王陽明。因為正如東正堂所引用的，連王陽明自己也說「猶有鄉愿之意」。

  此外，作為朱子晚年悔悟的例證，王陽明在《朱子晚年定論》里所舉的三十四封朱子書信中，有關引起朱子學者非議之處，門人楊士德與王陽明之間曾有過如下一番問答：

  士德曰：「晚年之悔，如謂『向來定本之誤』（《答黃直卿書》），又謂『雖讀得書，何益於吾事』（《與呂子約》），又謂『此與守書籍，泥言語，全無交涉』（《答何叔京》），是他到此方悔從前用功之錯，方去切己自修矣。」

  （陽明）曰：「然。此是文公不可及處。他力量大，一悔便轉，可惜不久即去世，平日許多錯處皆不及改正。」（《傳習錄》上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