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誠意」說到「致知」說

  在《陽明先生文錄》的《大學古本序》中，一開始說《大學》的宗旨為「誠意」，隨後又說《大學》的宗旨是「致知」。這是為什麼呢？這是因為王陽明悟到誠意的本體便是良知，王陽明的思想由此得到了發展。

  明末的劉念台分析了誠意的「意」和意念的「意」的差別，並提出了以「意」為心之本體的獨創性「誠意」說（該學說的萌芽可見王塘南的「意」說）。劉念台認為王陽明的「致知」說有傷血脈，所以對其加以批判。劉念台並未像以往的學者那樣，將「意」看作心之用，而是把它看作心之體，從而創立了新的學說。

  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說、「意之好惡」說，尤其是王陽明的「喜善厭惡」說，劉念台評價為「心髓入微，絲絲見血」，他讚揚了這種混一的心之體的生命性，並稱自己的「誠意」說緣於這些學說。

  王陽明對《大學》的解析由「誠意」說轉為「致知」說，是將心之體視作混一生命體思想的發展。

  當王陽明提出他的新學說時，他的同鄉、巡按唐龍擔憂世間會對王陽明有所責難。他向王陽明提出忠告，希望王陽明能夠停止講學，慎重擇友。

  王陽明在寫給唐龍的回信《復唐虞佐》（《王文成公全書》卷四）中寫道：

  聖賢之道，坦若大路，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而後之論者，忽近求遠，舍易圖難，遂使老師宿儒皆不敢輕議。故在今時，非獨其庸下者自分以為不可為，雖高者特達，皆以此學為長物，視之為虛談贅說，亦許時矣。當此之時，苟有一念相尋於此，真所謂「空谷足音，見似人者喜矣」。況其章縫而來者，寧不忻忻然以接之乎？然要其間，亦豈無濫竽假道之弊！但在我不可以此意逆之，亦將於此以求其真者耳。正如淘金於沙，非不知沙之汰而去者且十九，然亦未能即舍沙而別以淘金為也。孔子云：「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孟子云：「君子之設科也，來者不拒，往者不追。」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蓋「不憤不啟」者，君子施教之方；「有教無類」，則其本心焉耳。

  此時，王陽明不僅將「誠意」作為《大學》的宗旨，還作為《中庸》的宗旨。

  正德十三年（1518），王陽明寫下了《修道說》（《王文成公全書》

  

  卷七）：

  率性之謂道，誠者也；修道之謂教，誠之者也。故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中庸》為誠之者而作，修道之事也。道也者，性也，不可須臾離也。而過焉，不及焉，離也。是故君子有修道之功。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修道之功若是其無間，誠之也夫！然後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道修而性復矣。致中和，則大本立而達道行，知天地之化育矣。非至誠盡性，其孰能與於此哉！是修道之極功也。而世之言修道者離矣，故特著其說。

  王陽明在龍場大悟之後，開始認為萬物是一體的、血脈相通的。比如，他把具有耳目口鼻的身體和視聽言動的心靈看作一體，因此，「但指其充塞處言之謂之身，指其主宰處言之謂之心，指心之發動處謂之意，指意之靈明處謂之知，指意之涉著處謂之物，只是一件」，也就是一體的。（《傳習錄》下卷《陳九川錄》）

  因為追尋這樣的血脈一體，功夫自己就產生了由內至外的傾向。所以，在《大學》的功夫上，王陽明將誠意視為學的宗旨也就理所當然了。

  如前所述，《大學古本》刊行於正德十三年，王陽明為其作序，認為《大學》的宗旨為「誠意」。之前也曾提到，王陽明第一次向陳九川傳授致良知之學，是在兩年後的正德十五年。由《傳習錄》下卷的開頭來看，陳九川於正德十四年由京師歸鄉途中再次在南昌見到了王陽明。

  儘管兵務繁忙，王陽明還是抽空見了陳九川，向他詢問了近年來的學習情況。

  面對王陽明的詢問，陳九川回答道：

  （九川曰：）「近年體驗得『明明德』功夫只是『誠意』。自『明明德於天下』，步步推入根源，到『誠意』上，再去不得，如何以前又有格致功夫？後又體驗，覺得意之誠偽，必先知覺乃可，以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為證，豁然若無疑；卻又多了格物功夫。又思來，吾心之靈，何有不知意之善惡？只是物慾蔽了，須格去物慾，始能如顏子未嘗不知耳。又自疑功夫顛倒，與『誠意』不成片段。」後問希淵。希淵曰：「先生謂格物致知是誠意功夫，極好。」九川曰：「如何是誠意功夫？」希淵令再思體看，九川終不悟，請問。

  針對陳九川提出的問題，王陽明回答說有無格物並非取決於外在，而在於意的志向之處，身、心、意、知、物皆為一體。聽了王陽明的解釋，陳九川釋然領悟。

  在王陽明看來，心無動靜，專一於靜坐反而將心分為了內外，所以講說了動處功夫的事上磨鍊之要。

  後來，王陽明又批評湛甘泉將格物的「物」換成「理」，還留有朱子學的格物窮理之處。（《傳習錄》下卷）此外，雖然「心即理」可以展現陸象山之學的蘊奧，但王陽明也批判了陸象山之學略顯粗鄙。

  之後，對於陳九川提出的有關陸學的問題，王陽明回答說：「濂溪、明道之後，還是象山，只是粗些。」「然他心上用過功夫，與揣摹依仿，求之文義，自不同。但細看有粗處，用功久當見之。」（《傳習錄》下卷）

  上述陳九川對王陽明的提問中，提到了「心之靈」一詞。之前王陽明之學都是以誠意為宗，但在宸濠之亂、張忠許泰之變中，王陽明開始堅信「心之靈」，最終提出了「致良知」說。

  正德十五年，陳九川到贛州時，王陽明第一次對他講明「致良知」是學之頭腦。有關此事，後文會另有敘述。因為達到了將「致良知」看作學之頭腦的境界，所以王陽明才改寫了《大學古本》的初序。

  其後，嘉靖二年（1523），五十二歲的王陽明在寫給門人薛侃的書信（《王文成公全書》卷五）中說：

  承喻：「自咎罪疾，只緣輕傲二字累倒。」足知用力懇切。但知得輕傲處，便是良知；致此良知，除卻輕傲，便是格物。致知二字，是千古聖學之秘，向在虔時終日論此，同志中尚多有未徹。近於古本序中改數語，頗發此意，然見者往往亦不能察。今寄一紙，幸熟味！此是孔門正法眼藏，從前儒者多不曾悟到，故其說卒入於支離。

  如此一來，王陽明修改《大學古本》初序的理由和年代也就清楚了。

  據此來看，王陽明向門人講說致知（「致良知」）乃學之宗旨、千古聖學之秘蘊，是他身處贛州之時的事，但從王陽明寫給薛侃的書信（《王文成公全書》卷五）來看，當時（正德十三年）王陽明因兵事紛擾和身體虛弱，轉而注重思想的修為。所以從這時起，王陽明對心之體的觀念也開始逐漸變得堅定，尤其是在平定宸濠之亂後，這種觀念最終變得不可動搖。在面對宸濠之亂和其後張忠許泰之變帶來的苦難，以及自己的新學說遭到朱子學者的非難指責時，王陽明開始對良知抱有絕對的信心，強烈地感知到致知正是學之宗旨。

  在上述的書信中，「向在虔時終日論此，同志中尚多有未徹」這一句話值得讀者留意，我們後面還有具體論述。

  此外，在嘉靖三年（1524）寫給黃勉之信（《王文成公全書》卷五）中，王陽明寫道：「所示《格物說》《修道注》，誠荷不鄙之盛，切深慚悚，然非淺劣之所敢望於足下者也。且其為說，亦於鄙見微有未盡。何時合併當悉其義，願且勿以示人。」

  由此看來，對於之前示於黃勉之的《格物說》《修道注》，王陽明似乎還有不太滿意的地方。雖然《王文成公全書》中並無信里所提到的《格物說》和《修道注》，但其所言《修道注》，或許便是《王文成公全書》卷七《文錄四》中的《修道說》。該說是在正德十三年提出的，同時也是將「誠」看作學之宗旨，解說《中庸》修道的學說。如果真是如此，自將「致良知」看作學之宗旨後，王陽明便不再將誠意看作學之宗旨。

  從上述書信的後文中，我們可察知《王文成公全書》中收錄的《大學古本序》是由舊序三次改寫而成的：

  古本之釋，不得已也。然不敢多為辭說，正恐葛藤纏繞，則枝幹反為蒙翳耳。短序亦嘗三易稿，石刻其最後者，今各

  往一本，亦足以知初年之見，未可據以為定也。

  此外，嘉靖元年（1522），王陽明在寫給陸原靜的書信（《王文成公全書》卷五）中也寫道：「致知之說，向與惟浚（陳九川）及崇一（歐陽德）諸友極論於江西，近日楊仕鳴來過，亦嘗一及，頗為詳悉。今原忠（應良）、宗賢（黃綰）二君復往，諸君更相與細心體究一番，當無餘蘊矣。」

  王陽明自得「良知」說，其後遭遇苦難時其思想越發變得深切。嘉靖五年（1526），王陽明在寫給鄒東廓（謙之）的書信（《王文成公全書》卷六）中寫道：「比遭家多難，功夫極費力，因見得良知兩字比舊愈加親切。真所謂大本達道，舍此更無學問可講矣。」

  上文中的「家多難」，是指嘉靖元年其父龍山亡故，嘉靖四年痛失夫人諸氏。在這段時間裡，王陽明自己體弱多病，而世間針對王陽明的非難指責也變得越發囂張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