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為學頭腦與「立誠」

  前文已述，王陽明時常會提到「為學頭腦」幾個字。所謂「頭腦」，就是「眼目」「根本」的意思。但王陽明並不局限於此，他認為「頭腦」是一種具有主體性的事物，因此，它是積極而具有生命的。

  關於這一點的要旨，王陽明曾做過如下解說：

  先生謂學者曰：「為學須得個頭腦功夫，方有著落。縱未能無間，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不然，雖從事於學，只做個義襲而取，只是行不著，習不察，非大本達道也。」又曰：「見得時，橫說豎說皆是。若於此處通，彼處不通，只是未見得。」（《傳習錄》上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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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文中提到的「大本達道」，語出《中庸》第一章：「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無過、無不及，中正狀態之「中」，為天地萬物的偉大根本，而包容眾多事物的調和狀態之「和」，是通達天地間任何地方的途徑。也就是說，「大本達道」是做學問的根本的正確方法。

  正德十年（1515），王陽明寫下《贈林典卿歸省序》（《王文成公全書》卷七）。在文中，有關《大學》的要義，他總結為「立誠盡之」。同年，在《贈周以善歸省序》（《王文成公全書》卷七）中，在講述周以善師從王陽明探求格物致知十年，依舊未能得其道而感到痛苦一事時，王陽明在論述立志要點的同時，也對「立誠」做了如下精闢論述：

  陽明子曰：「子未聞昔人之論弈乎？『弈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亦不可以得也。』今子入而聞吾之說，出而有鴻鵠之思焉，亦何怪乎勤而弗獲矣？」

  於是退而齋潔，而以弟子之禮請。陽明子與之坐。蓋默然良久，乃告之以立誠之說，聳然若仆而興也。明日，又言之加密焉，證之以《大學》；明日，又言之加密焉，證之以《論》《孟》；明日，又言之加密焉，證之以《中庸》。

  乃躍然喜，避席而言曰：「積今而後無疑於夫子之言，而後知聖賢之教若是其深切簡易也，而後知所以格物致知以誠吾之身……」

  同年，在《贈郭善甫歸省序》（《王文成公全書》卷七）中，王陽明也將「立志」比喻為樹木種子而精闢論述之。他認為立志乃為學頭腦。王陽明在文中寫道：

  君子之於學也，猶農夫之于田也，既善其嘉種矣，又深耕易耨，去其蝥莠，時其灌溉，早作而夜思，皇皇惟嘉種之是憂也，而後可望於有秋。

  夫志猶種也，學問思辨而篤行之，是耕耨灌溉以求於有秋也。志之弗端，是荑稗也。志端矣，而功之弗繼，是五穀之弗熟，弗如荑稗也。

  …………

  從吾游者眾矣，雖開說之多，未有出於立志者。故吾於子之行，卒不能舍是而別有所說。

  同年，在《贈鄭德夫歸省序》（《王文成公全書》卷七）中，王陽明寫道，「誠定是非」，精闢論述立誠。而在寫給顧惟賢的書信《與顧惟賢》（《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十七）中，王陽明談道：「今時學者大患，不能立懇切之志，故鄙意專以責志立誠為重。」

  王陽明力陳立志、立誠之重要，將它們視為為學頭腦，而這一切皆出於追求體認之學。在這一點上，王陽明和朱子一樣，以誠為實理。

  正德八年（1513），王陽明便將立志、立誠視為為學頭腦。翻閱王陽明四十二歲時寫給黃宗賢的書信，我們便會發現其中也用了大量的篇幅來論述「立誠」說：

  仆近時與朋友論學，惟說「立誠」二字。殺人須就咽喉上著刀，吾人為學，當從心髓入微處用力，自然篤實光輝。雖私慾之萌，真是紅爐點雪，天下之大本立矣。若就標末妝綴比擬，凡平日所謂學問思辨者，適足以為長傲遂非之資，自以為進於高明光大，而不知陷於狠戾險嫉，亦誠可哀也已！（《王文成公全書》卷四）

  當時，王明陽對「立誠」和「立志」說的論述或許多少有些相同，但是，作為為學之頭腦，立誠或許更加適合。因此，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說中自然會衍生出立誠。其原因就在於，「知行合一」說是以行為頭腦，又是誠身、明善一體論，所以將立誠看作為學頭腦也是理所當然的。

  此外，從「立誠」論的立場來看待《大學》的話，將誠意認作格物致知的主意也是理所當然的。正德九年，王陽明為了回答王天宇的提問，曾經寫過一封書信給他。（《王文成公全書》卷四）

  信中寫道：

  鄙意但謂君子之學以誠意為主，格物致知者，誠意之功也……《大學》之所謂「誠意」，即《中庸》之所謂「誠身」也。《大學》之所謂「格物致知」，即《中庸》之所謂「明善」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皆所謂明善而為誠身之功也，非明善之外別有所謂誠身之功也。格物致知之外，又豈別有所謂誠意之功乎？

  王陽明將《中庸》的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全都看作明善而誠身之功，明確地指出「誠」是《中庸》的頭腦。

  在這封信中，陽明還提道：「後之學者，附會於《補傳》（《大學補傳》）而不深考於經旨，牽制於文義而不體認於身心，是以往往失之支離而卒無所得，恐非執經而不考傳之過也。」王陽明對朱子的《大學補傳》加以批判，論述了朱子學失之支離。

  同年，王陽明寫下《書王天宇卷》（《王文成公全書》卷八），文中寫道：

  君子之學以誠身。格物致知者，立誠之功也。譬之植焉，誠，其根也；格致，其培壅而灌溉之者也。後之言格致者，或異於是矣。不以植根而徒培壅焉、灌溉焉，敝精勞力而不知其終何所成矣。是故聞日博而心日外，識益廣而偽益增，涉獵考究之愈詳而所以緣飾其奸者愈深以甚。是其為弊亦既可睹矣，顧猶泥其說而莫之察也，獨何歟？今之君子或疑予言之為禪矣，或疑予言之求異矣，然吾不敢苟避其說，而內以誣於己，外以誣於人也。非吾天宇之高明，其孰與信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