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誠是根本

  自南京講學以來，王陽明著重論述了省察克治。此外，他的另一個側重點就是立誠，即誠意功夫。四十二歲返鄉省親之時，王陽明曾寫信給黃宗賢，提出立誠乃細緻入微的本原功夫，好比執刀於咽喉處，必要格外用心。

  在滁州時，王陽明又寫信給弟子王天宇，同樣向他闡述了誠意之學。王陽明在信中認為，誠意為《大學》的根本功夫，由此出發，他還對朱子的《大學》說進行了批判。而陽明學的特色就是在這種獨立於朱子學的過程中體現出來的，這一點前文已有述及。

  王陽明於南京講學之時，尤為重視立誠。他認為，若想去私慾、存天理，若想實現省察克治，必須先立誠。唯有立誠才是根本功夫。

  當時，王陽明在《贈林典卿歸省序》《贈周以善歸省序》及《贈鄭德夫歸省序》中均談到了立誠的重要性。正德十三年（1518），王陽明特作《修道說》（《王文成公全書》卷七），對立誠加以詳細論述。

  同年，薛侃刻印《傳習錄》。《傳習錄》中多處提到了立誠的必要性，其中包括誠意與格物緻知的關係，誠意與正心的關係，誠意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關係，誠意與明善的關係，誠身與明善的關係等。

  文中提到，「誠」不僅為《大學》之根本，也為《中庸》之根本。關於誠意與未發之中及已發之和的關係、誠意與好惡之情的關係、誠意與知行的關係、誠意與敬的關係等，文中都予以詳細論述。

  王陽明一直極為重視立誠，在他晚年所撰的《大學古本序》《與朱守中》《與席元山》《與顧維賢》《與鄒謙之》等文章中，均可看到他對立誠的論述。

  此外，從王陽明於嘉靖五年（1526）所撰的《南岡說》（《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十四）以及王陽明去世後出版的《傳習錄》下卷中，我們也可看到相關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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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陽明於晚年時將「緻良知」作為學術宗旨，「緻良知」也成為王陽明講學的主旨和根本。在此之前，王陽明一直將「誠意」作為為學宗旨、《大學》之根本。王陽明注重實踐，提倡知行合一、省察克治，反對朱子學的主觀論。因此，他自然會將「誠意」作為《大學》之根本。

  此外，王陽明還提出，心學為根本之學（或本原之學），朱子學為枝葉之學。對此，王陽明曾做如下論述：「為學須有本原，須從本原上用力，漸漸『盈科而進』。仙家說嬰兒，亦善譬。嬰兒在母腹時，隻是純氣，有何知識？出胎後方始能啼，既而後能笑，又既而後能識認其父母兄弟，又既而後能立、能行、能持、能負，卒乃天下之事無不可能。皆是精氣日足，則筋力日強，聰明日開，不是出胎日便講求推尋得來。故須有個本原。」（《傳習錄》上卷）

  王陽明認為，後世儒者多未領會格物真意，錯將「格物」理解為推究萬事萬物之理。因此，他著力闡述本原功夫的重要性。所謂「本原功夫」，即通過修身達到「未發之中」的過程。

  弟子陸澄質問：「看書不能明，如何？」

  對此，王陽明答道：「此隻是在文義上穿求，故不明。如此，又不如為舊時學問，他倒看得多，解得去。隻是他為學雖極解得明曉，亦終身無得，須於心體上用功。凡明不得，行不去，須反在自心上體當，即可通。蓋『四書』『五經』不過說這心體，這心體即所謂道，心體明即是道明，更無二。此是為學頭腦處。」（《傳習錄》上卷）

  王陽明提出，體認道心為根本之功夫、本原之功夫，體認道心才能盡知天理。此外，王陽明還以船舵為例來闡述為學之要旨：「為學須得個頭腦功夫，方有著落。縱未能無間，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不然，雖從事於學，隻做個義襲而取，隻是行不著、習不察，非大本達道也。見得時，橫說豎說皆是。若於此處通，彼處不通，隻是未見得。」（《傳習錄》上卷）

  那麼，王陽明所說的為學頭腦、為學本原究竟指何物呢？這包括存天理、去私慾，體認未發之中，省察克治，等等。其中的關鍵點就是，促使心體發揮作用。對王陽明而言，心體作用的終極目的即為立誠。誠意為根本之功夫，其他任何功夫皆應出自誠意，如此才有存在的價值。王陽明以樹根與枝葉來形容誠意與其他功夫，該比喻極為貼切，由此可知王陽明為何會將「誠意」作為《大學》的主旨。

  王陽明的弟子守衡（如前所述，陳榮捷博士將其誤認為朱衡）曾向王陽明請教「誠意」。王陽明認為《大學》的主旨即為誠意，誠意之關鍵即為格物，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也要由誠意來實現。此觀點準確地揭示了心學的精髓。對此，王陽明補充道，功夫之難點就在于格物緻知，格物即誠其意。意若誠，則心自正、身自修。然正心、修身之功夫又各不相同，正心為喜怒哀樂處於未發之時的功夫，修身為喜怒哀樂處於已發之時的功夫。總之，心若正則意「中」，身若修則氣「和」。

  由上可知，王陽明認為，誠意是貫穿《大學》《中庸》始終的本原功夫。

  王陽明提出，誠即心之本體，唯有思誠才能恢復心之本體，因此，也可將「誠」稱為本體功夫。所謂本原之學即指有生氣、有活力的學問。

  王陽明提出的「根本枝葉」論，有助於我們深刻理解本原之學（或學之要旨）的內涵，同時也使我們進一步認識到陽明心學區別於朱子學之處。對此，徐愛曾向王陽明請教，王陽明作如下回答：

  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個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個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個信與仁的理：都隻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無私慾之蔽，即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隻在此心去人慾、存天理上用功便是。（《傳習錄》上卷）

  聞此，徐愛又提出，即便專心於心法，如果理法不通，仍會一無所獲，所以，朱熹提倡的「主觀」論是否也有可取之處？對此，王陽明答道：

  如何不講求？隻是有個頭腦，隻是就此心去人慾、存天理上講求。就如講求冬溫，也隻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慾間雜；講求夏凊，也隻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慾間雜：隻是講求得此心。此心若無人慾，純是天理，是個誠於孝親的心，冬時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個溫的道理；夏時自然思量父母的熱，便自要去求個凊的道理。這都是那誠孝的心發出來的條件。卻是須有這誠孝的心，然後有這條件發出來。譬之樹木，這誠孝的心便是根，許多條件便是枝葉，須先有根，然後有枝葉，不是先尋了枝葉，然後去種根。（《傳習錄》上卷）

  由上可知，王陽明所說為學之頭腦、本原之學就是培養根本之學，簡稱培根之學。王陽明在提出「緻良知」之前，將誠意作為培根之學的主旨。當他提出「緻良知」之後，緻良知就成為培根之學的主旨。